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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悠悠 赵过之回忆录
 

  

 

前途莫谓无知己

天下何人不识君



想不到转眼已到二十世纪末,我已是耄耋之年了。闲居无俚,有人建议我写写回忆录。我觉得写回忆录的应该是名人,我算什么名人?充其量是戴了二十二年老右帽子的臭名吧。不管怎样,我也可以跻身于名人之列了。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一生庸庸碌碌,既不足以流芳百世,也不致于遗臭万年。但求说一些真话,好对子孙后辈有一个交待,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不过报一些流水账,留一点雪泥鸿爪,抒发个人的情感而已,绝无沽名钓誉之意。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感谢上天保佑,对我这株小草的怜惜和呵护。为了有别于毒草,故取名芳草。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十月




 

澹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

 

一、 峥嵘的岁月(19201941)

 

二、 金色的年华(19411957)

 

三、 坎坷的日子(19571979)

 

                           四、 迟到的春天(1979—

  


一、 峥嵘的岁月(19201941)

 

业精与勤 荒于嬉

行成于思 毁于随

 

我家姓赵,是《百家姓》中的第一姓。因为《百家姓》是从宋太祖赵匡胤算起的,当然排在第一位。我是赵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孙。

我家世居镇江药师庵巷,附近有一个关帝庙,所以又名万古一人街。太平天国年间,先祖避战乱迁居到如皋掘港(现改为如东县县城)。祖父赵曾望(1847—1913),是清同治九年优贡生。父亲赵宗拚(1874—1947),字蜀琴,晚年号悔?,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恩科举人。平生不乐仕宦,以课徒为生。1915年应聘苏州工业专科学校任教员兼舍监,移家苏州,住道前街,房东俞姓。我是1920年在苏州出生的。

1925年父亲应同乡知交南通大生纱厂董事吴寄尘世伯之邀,来上海设学塾。全家由苏州迁至上海西门路润安里(后改名天和里)。同行有祖母冯氏、嫡母徐氏、生母雷氏、胞兄遂之和我共六人。胞妹润之是1925年夏在润安里出生的,故取名润之。我来上海时才六岁,有小轿车来接。这是我第一次乘汽车,坐在车里但见车外行人走路不是向前,而是迅速向后倒退,感到非常奇怪,不禁大声问我母亲为什么,引得同车的人哈哈大笑。

润安里是二十年代十分流行的石库门房屋。房主刘天爵兄弟和丁子盈是糖业富商,都是镇江人。总弄由西门路进出,共有五条支弄,向西通贝勒路(现黄坡南路)。总计一百多幢,分单间、双间、三间三种,称为一楼一底、二楼二底和三楼三底,全是两层楼。我家住四十九号,是二楼二底,在第三弄,东起四十二号,西至五十一号,和房东刘家、丁家在同一排。吴寄尘家是四十八号,与我家是紧邻。父亲的学塾设在四十五号刘家。

父亲开的学塾,最初就学者只有刘氏和丁氏子弟及吴寄尘世伯之子在明,我和遂兄也参加一起学习。经过相互介绍,慕名来就学的不断增加。较知名的有纺织界前辈李升伯之子绍昉、绍沆,南通张謇(张季直状元之兄,人称三先生)之子敬礼、敬安,黄光益之女黄琪等。还有利用业余时间来补习的冯云浦、聂孟馨和太极拳名家马岳木梁。父亲在苏州工专时同事诸文绮的子女尚一、尚圭、尚维、尚复等是利用暑假每天下午来补习的。在众多的同学中,吴在明、李绍沆和我同年,又先后进光华附中,关系比较接近。李升伯是基督教徒,在上海哈同路办了一个教堂。绍沆拉我去做礼拜,听说两次牧师宣扬耶稣的圣经讲座,我实在不感兴趣,就不再去了。

父亲的学塾,弦歌不缀,美名远扬,极一时之盛。1993年,时任江苏省民政厅长的赵启马录是镇江大港人,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赵伯先的近支,算起来是本家,比我长两辈,但并不认识。他慕名通过苏工学生赖志泉的介绍,来到我家,和父亲商量,得到同意,将两个儿子同庚、同和送来我家寄宿就学,住在二楼亭子间。后来私塾学生陆续改到学校肄业,父亲的学塾就停办了。

我从1925年到1933年的八年中,是我父亲亲自教学的。课程以传统旧文学为主,每天的作业是写毛笔字大楷、读书、背书。读的是四书五经和古文诗词,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唐诗三百首及续选、陶渊明诗、司马迁、贾谊、唐宋八大家的古文等。大家高声朗读,点头晃脑,煞是有趣。俗话说:读书百遍,其意自见,确实不错。由于我古书读得比较多,所以对旧文学有一定的基础,对后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我还读英文、数学、史地和常识等课程,是利用晚上进行的。1933年春,我直接插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三年级,是春季始业的。遂兄比我早一年插入高中一年级。从此,ag捕鱼开始了学校生活。

光华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是1925年和英美帝国主义争斗的胜利果实。没过教会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学生为了声援五卅运动,在学校图书馆前悬挂国旗。美国校长卜舫济不同意,抢去国旗,践踏脚下。全体中国学生五百多人愤而集体离校,在爱国人士张寿镛、王丰镐等支持下,筹建了光华大学,于1925年6月3日正式成立。张寿镛为大学校长,廖世承为附属中学主任。校址在大西路(现为中国纺织大学),校舍毁于抗日战争战火。

光华大学及附中培养了不少人才。已故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原名克广)、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寅初、原香港新华社副社长李储文、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着名电影明星舒适(原名昌格)都是遂兄和我同时期的校友。也有反面人物,最出名的是沈昌焕,他的弟弟沈昌瑞和我同班。沈昌焕英语水平很高,抗战时期到了重庆,为宋美龄所赏识,提拔重用,一直做到台湾的“外交部长”。

我和遂兄是通过父亲好友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介绍进光华附中的。我在光华肄业四年多,只有一个学期住校,其余均为走读。每天乘校车(巴士)来往,月票六元。当时姚依林也是走读,同车来去,相当熟悉。遂兄在校也只住过一年。他生性偏食,很多荤菜都不吃。父亲没有办法,只得在校后门外何家角,找到一家小饭店给他吃包饭。1930年国民党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废除农历,春节一律不放假,也不得请假。这一年正好遂兄住校,大年三十晚上大雪纷飞,不得回来,全家都十分扫兴。父亲为他写了一首五律,题为《庚午除夕遣遂儿入校》:

风雪正弥天           依依十五年

初行弘毅志           愿学古今贤

进步车循轨           研经案有编

高堂期许切           无负此青毡

注:当时功令,夏历易岁之际,学生不得请假。

第二天正月初一,父亲和母亲特地雇了一辆出租车到校,带去了许多食品慰问。这个禁令,不得人心,不久就虎头蛇尾,自动取消了。为此,父亲也谢了一首五律《辛未元旦》:

家家燃爆竹               依旧颂新年

大学湔污俗               微风袅瑞烟

党人勤训政               学子独开编

习尚民间事               区区在此权

注:是时厉行变历,功令严峻,故有末二句。

1934年春,我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仍是春季始业。高中分文、理、商三科。由于父亲希望我高中毕业就到银行工作,所以选读了商科,到1936年冬三年毕业。在这三年里,我家有了一些变化。父亲学塾停办后,赵启马录把他请到镇江任家庭教师单独教庚、同和兄弟。他的住宅的原英国领事馆,在伯先公园附近五十三坡的半山腰,建筑很考究,汽车可直达。我在暑假中曾去住过一个月,还乘小炮艇去玩了焦山。当时赵启马录是省民政厅厅长,他的父亲顾祝同是省政府主席。父亲的许多朋友,纷纷来拉关系。有的情不可却,父亲也推荐了一些人,其中有老友胡壶山之子新畲任昆山县财政局长,苏工同事陈玉伦任昆山县公安局长,还有曹鹭渔为上海县县长,秦杰人为邳县县长。但我父亲本人却坚决不做官,仍然青毡自守,以教读为生。1935年省政府改组,顾、赵调离江苏,父亲应南京市立师范学校之聘,转到南京任教。1937年抗战前夕回到上海。

遂兄高中毕业后,直接升入大学部数学系。由于他耳朵重听,父亲考虑到将来就业有困难,最好能找到一个稳定的职业。正好上海邮局招考邮务员,父亲有一个学生夏录君在邮局多年,建议遂兄去应试。考试是通过了,只是体检时体重不够标准,少一公斤,要过一个月复检。在这个月中,母亲天天给他炖鸡汤吃。复检后总算合格,于1935年4月进了邮局。接着于1936年由渭舫大嫂介绍成婚,新房做在二楼客堂楼。

我高中毕业时,父亲已六十三岁。我虽然读的商科,但不愿就业,还想继续升学。父亲表示同情,但有一个条件,除非报考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费用太高负担不起。亲老家贫,升学谈何容易,我当然完全理解。可是我高中读的商科,数、理、化都非常浅,大代数、解析几何、物理都没有学过。报考大学有很大的难度。好在我原来是春季始业,距离暑假入学考试还有半年时间,可以抓紧复习补课。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到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和国立上海商学院招考只考化学,不考物理,数学却一定要考的。最后决定报考这两所国立大学。1937年的上半年,我足不出户,全力补习数学和化学。遂兄为我辅导,讲解疑难问题。

入学考试是在七月份进行的。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开始,七七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交大考试就是在天空飞机盘旋,炮声隆隆中埋头应考的。上海商学院考试稍微迟几天。这一天是台风过境,我赶紧乘公交车,被狂风暴雨淋得全身湿透,狼狈不堪。皇天不负有心人,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交大录取在财务管理系,上海商学院录取在银行系,录取比例都只有十分之一。事后了解,考交大数学共九道题,我只做对两道;上海商学院共六道题,我只做对一道。幸而有国文英文等其他学科得分较高才达到平均录取分数线的。最后考虑交大的牌子更响一些,就进了交大。

等到正式入学,办理注册,已经是九月份。八一三淞沪抗战已全面开始,徐家汇校本部地处华界,属军事区。学校不得已迁至法租界开学上课。一二年级借用震旦大学新校舍在吕班路(现重庆南路),三四年级借用中华学艺社房屋在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由于房屋紧张,原则上都是通学,只有中华学艺社有少数房间供外地同学住宿。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在上海沦陷为孤岛时度过的,没有在校本部上过课,所以ag捕鱼自称为“门外弟子”。我家在西门路,也属法租界,一二年级时与学校相隔仅四条马路,每天步行来回很方便。三四年级时稍远一些,有时乘21路公共汽车,仍以步行为主。这一带是相当高级的住宅区,环境幽静,两旁人行道绿树成荫。课余之暇,ag捕鱼几个同学经常逛马路,或到书店选购一些书刊,有时也买点小吃。ag捕鱼去得最多的是吕班路、华龙路、马斯南路、霞飞路(现名重庆南路、雁荡路、思南路、淮海路)一带。比较知己的同学为丁湘生、胡仲光、潘勋之(已故)等。ag捕鱼有时应付考试集体复习,DD S咖啡馆、洁而精菜馆就成为ag捕鱼临时集中点了。我抽香烟也是这个时期开始的。交大是国立的,一学期只收十几元杂费。自己再买一些书,全年不过数十元,给父亲增加负担不大,生活还可以应付。

交大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有好多名教授。ag捕鱼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安绍芸、龚清浩,经济学教授李炳华,英语教授唐庆贻、李松涛都是资深的名教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安绍芸教授,是ag捕鱼财务管理系的主任(Tutor)。他教的会计学原理Principle of Accounting(美国Finney原着),要求非常严格,两三天就来一次Quiz(测验)、他对ag捕鱼说:“你们只要学好这一本书,包你一生吃用不尽”,真是远见卓识,语重心长。他还教ag捕鱼成本会计、审计学、高等会计,使ag捕鱼获益良多,终身难忘。安教授当年身兼数职,同时在上海商学院兼课。自己开一辆小奥斯汀轿车,来回奔跑。解放后,安教授任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司长。杨纪琬教授是安教授上海商学院1939届的得意门生,五十年代一同到财政部的。可惜安教授英年早逝,去世时还不到六十岁,是我国会计界一大损失。

英语教授唐庆贻是交大老校长唐文治先生的公子。早年在英美留学,不幸双目失明,上课时由助手搀扶来校。唐教授对英国文学造诣极深。ag捕鱼二年级时用的课本是《Best Essays》,其中主要段落章句他都熟记,出口成诵。据介绍,当年他在美国有一次参加演讲竞赛,中途忽然停电。唐教授演讲继续进行,会场上全体听众仍保持肃静无声,专注聆听,直到电灯回复光明,其精彩可以想见。

我对英语一向有兴趣。八九岁时开始读《英语初阶》,是父亲的学生聂孟馨启蒙的。接着读《模范读本》和英语童话小册子,老师是邻居吴寄尘的外甥郑翼如和我的族兄柏成,都是在他们的业余时间补习的。进光华附中以后,英文教师是董小培。由于我的发音比较好,他让我参加了英语演说比赛,大大提高了我的兴趣。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我的姐夫何步韩,在芜湖美孚洋行任职,精通英语。他要我和他用英文通信,修改后寄还给我,对我帮助很大。我在交大二年级时,参加全校英文作文比赛,曾得到第一名,领到二十元奖金。

我在高中和大学读的教科书,包括数、理、化以及财会专业课程,几乎全部用的英文课本。平时做习题和大小考试都用英文出试题,答题一般也用英文,累计读了十多年英文,基础比较扎实。解放后形势变化,不接触英文达三十年之久。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才有机会偶而用到一点。1985年从事注册会计师工作以来,涉外业务中英语用得比较多。长期脱离,已经荒疏忘记了大半,只能靠一点老本,勉强应付,居然还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我对英语有兴趣,近年来除着重收集与业务有关的名词、术语以及财会制度、法规的中英文对照本外,还注意电视体育节目中各种体育运动的英文名词,抄了一个小本子,每次看到国际体育大赛中的英文字幕,就难不倒我,提高了兴趣。

在大学的四年中,家庭里又有了较大的变化。1938年嫡母徐氏弃养,终年六十五岁。1939年生母雷氏又病倒了。她身体一向瘦弱,中医称为阴亏。她的病可以说起源于遂兄的结婚。遂兄是渭舫大嫂做的媒,对象是他的堂妹周苠芳,是苏州人。母亲对苏州向有好感,欣然同意,还亲自到苏州去相亲,认为满意,就娶了过来。不料事与愿违,她自己相中的媳妇,进门以后,经过一段时期共同生活,实际上很不满意,而且有说不出来的苦。心中抑郁,身体一天天亏下来。症状是喉咙溃烂疼痛,饮食难以下咽,经医生诊断为喉结核。当时医疗条件差,没有特效药,只好吃中药,并用锡类散(药粉)敷治创口。非常遗憾的是我的这痛得哇哇叫,她反而哈哈笑。母亲气上加气,病情逐渐加剧,最后维持到1939年农历六月廿四日逝世,终年只有四十五岁。

母亲逝世不久,家中又发生了新的情况。遂兄忽然接到调令,调往贵阳邮局。事前没有一点信息,接到调令也没有商量余地。紧接着他们夫妻二人将家具变卖给了淑蘅大姐,收拾收拾就动身远走高飞了。这时家里就只有老父、我和润妹三人相依为命。父亲应中国中学之聘,每天去西爱咸斯路(现永嘉路)上课,润妹就在该校肄业。家中雇了一个保姆,生活相当简单艰苦,但还算安静。二楼课堂楼空出去后,也另行出租了。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有一件插曲。事情是这样的。

我父亲是单传,祖父有一个弟弟,是我的叔祖父,早夭。我算是继承叔祖父的这一支的,所以取名过之。父亲有一个姐姐,就是我的姑母,名孟娥,字敬鸿。姑丈李壬林是一个商人,家住掘港我家祖遗的老屋。姑母生了三个儿子,大表兄李斌,字俊双,二表兄早殇,三表兄李斑,字虎卿。大表兄做的钱庄生意,住姜埝,无子女。他自幼在钱庄学徒,练得一身绝技。旧社会用银圆和铜板。银圆是纯银铸成,一个银圆即通常所谓一块钱。铜板是辅币,一个银圆大概可换三百个铜板。银圆有伪造的,白银的成色不足。一般辨别真伪是用两块银圆敲击,听它的声音来判断。大表兄的特技是只要拿一堆银圆,七八块或十几块,抓在手里,先送开来,然后用力一捏。如有假的夹在里面,他马上可听出来,指出第几块是假的。

还有第二个绝技是一叠铜板,随便三十几个或二十几个,放在桌上,约三四寸高。他离桌子三至四米远,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多少枚,绝无差错。

以上两件绝技,我是亲自见到并且验证的。他的第三个绝技是打算盘。据说他经常外出收账,都不带算盘,当然更谈不上计算器。遇到要计算的时候,例如某户欠款若干元,欠了多少天,利率多少,他只要用手指比划比划,好象真的算盘一样,拨弄拨弄,不多一会。就算出来了,而且计算正确无误。这完全是真功夫。

三表兄做的绸缎生意,原在苏州,后迁上海,在远房亲戚娄凤韶开的云林丝织厂任会计,俗称账房先生,营业部设在天津路集益里。他比我大十八岁,经常来我家玩,陪我父亲打麻将,ag捕鱼称之为三哥。他身体瘦弱,常常生病来我家休养,和遂兄下棋,吟诗唱和。他有时做做生意,小有积蓄。

1936年,虎兄和东家娄氏意见不和,辞职不干。由仲宣二哥(时任汉口中国银行经理)介绍到汉口美亚绸厂任驻厂员。他生性不拘小节,好冶游。在汉口与一妓女佩卿同居,又染上鸦片恶习。抗战后解职,1939年带了佩卿回到上海,住在二马路一个小旅馆内,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他去汉口时有几只皮箱寄存我家,由汉口回来后,常常来开箱找东西出去变卖,维持生活。我父亲眼看他这样堕落下去太危险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挽救他,下决心叫我请假护送他们二人回掘港,交给姑母。1939年9-10月间,我奉命陪他们出发。因为他还有一笔钱存在姜埝大表兄处,所以从上海先乘轮船经张黄港到姜埝。在大表兄家耽搁了两天,再转往掘港。由于是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交通十分不便,只有乘独轮车代步。从姜埝到掘港,后来由掘港经青龙港回上海,都是乘的这个原始的交通工具。在我来说,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半歪着身体,脚都无处搁,坐一段走一段,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腿脚僵硬,实在受不了。

掘港老家在堂子巷公心堂内,我是第一次去。姑母见到ag捕鱼,非常高兴,对我接待十分周到。亲自做的狮子头,每天吃丁普灶的包子和鸡丝火腿面。三表嫂和永明表侄都是第一次见面,印象已不深。我因急于回上海上课,在掘港没有多耽搁,作了简单安排,留下佩卿就由虎兄陪我回到上海。我返校上课,他处理他自己的事。

这次掘港之行,有一个附带的意外收获是亲眼看到了毒品红丸。说起吸毒,旧社会最普遍的是抽鸦片。我家住的润安里,大房东刘家、丁家都有人吸鸦片,见得比较多。鸦片这个东西,吸起来确实香味很浓,老远都闻得到。可是他们家买生鸦片回来自己熬膏子,熬的时候味道非常难闻,令人作呕。在旧社会鸦片在毒品中是比较高级的。次等是红丸,更次是白粉,我都看见过。吸白粉的人大多是瘪三,躲在垃圾桶旁或马路弄堂角落。将一小撮白粉(有点象味精)放在一张锡纸上,嘴里衔一个烟嘴,一只手拿着锡纸,另一只手点着火柴在锡纸下面熏,烟嘴对着白粉吸,边熏边吸,不一会儿,锡纸上的白粉就吸完了。还有一种红丸,就是这一次在姜埝大表兄家看到的。用的工具和鸦片相同,一盏油灯,一根烟枪。红丸有点像人丹,有豌豆大。吸时将红丸在灯上烘化,粘在烟枪上。一颗接一颗,一般用十颗或八颗叠起来,有二寸来长。吸时凑在灯上抽,和抽鸦片一样,很快就抽完了。旧社会吸鸦片的人很多,也作为交际应酬之用。戒鸦片好像也比较容易,不像现在吸毒的,一旦染上,终身难戒。虎兄回到掘港后,在姑母的监督下,也戒掉了。

我的童年时代主要生活在润安里,许多生活方面的琐事都是在润安里发生的或是围绕润安里展开的。凭记忆所及,列举以下几件事。

南通张謇是张季直状元的胞兄,在江西做过官,捞了不少钱。为了政治避难由江西到大连,又由大连来到上海,住润安里五十五号,他家后门正对我家大门。他的两个儿子张敬礼。敬安都在父亲学塾里读过书,是我父亲的学生。张敬礼就是在润安里结婚的,夫人姓徐,是安徽名门的小姐。请我父亲做的证婚人。我那时才十岁,还不懂怎么一回事。但印象很深,半夜里睡在床上,只听得弄堂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和爆竹声。第二天吃到喜糖喜果,才知道是张家办喜事。

我童年的课外生活条件很差,只有在弄堂里踢踢小皮球,和隔壁吴在明打打乒乓球,用两张方桌拼起来当球台。球拍也是最原始的,是一块椭圆形的木板,上面打了许多小圆洞眼。有时在二楼晒台上放放风筝,是买的简单的蝴蝶形风筝,是放不高的。一年中,阴历七月最热闹。旧社会盛行迷信活动,每年七月弄堂里要办盂兰会(俗称打醮),超度孤魂野鬼。弄堂里沿各家大门口拉起绳子,张灯结彩,挂满灯笼。在过街楼下搭台,请来和尚(或道士)白天拜忏念经,晚上放焰口。各住户挨家挨户摊派出钱,敲敲打打好不热闹,晚上到十一二点钟才结束,最后还烧纸箱、纸库、锡箔。ag捕鱼这些孩子们觉得很好玩。

我家在西门路,与复兴公园距离只有四条马路。这个公园原名顾家宅公园,是法租界公董局办的,俗称法国公园,也是我幼年常去玩的地方。买一张长年门票,大洋一元。进园后不再查票。只要有两张月票,一个人进去后,带两张票出来,又可以进去两个人。ag捕鱼常常用这个办法,带进许多人。每年七月十四日是法国的国庆日,法国人都要大事庆祝,吸引了大量游客,非常热闹。特别有兴趣的是这一天晚上照例要放焰火。五光十色,千姿百态,蔚为壮观。焰火升得很高,我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是幼年的一大乐事。

我幼年很少外出。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为浴佛节,静安寺举行庙会,在附近的马路上集市设摊,展售各种土产物品。这一天照例放假,父亲带ag捕鱼去参观游玩,选购一些小商品。ag捕鱼学习篆刻用的石章,就是在庙会集市购买的。

我小时候对投稿有兴趣,常常将听大人们讲的“十罗歌”(注)“九九消寒谣”写成小品投到新闻报的副刊,被录用登出,就高兴得不得了。最有意思的是我画过一幅漫画,标题《最时髦的东西》,画的是当时女孩子流行的同花头短发,得到稿酬五元。接到通知后,父亲带我做黄包车到汉口路新闻报馆去领的。

注:罗是手指上的罗纹,相传根据十个手指罗纹多少,可以预测一生祸福。歌词是:“一罗桥,二罗拙,三罗四罗不必说,五罗六罗骑花马,七罗八罗高官做,九罗十罗背淘箩”。

父亲有一个朋友名舒舜禾,经常来请父亲写对联。他送我父亲两套酒杯,共20只,是在江西景德镇定做的,很是精致,现在还存有两只。我十二三岁时,他请我父亲到大世界游乐场去玩,带我同去。我好比是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照了哈哈镜,又去看魔术表演,还看了文明戏。最后在饭店里吃的菊花锅,高兴得不得了,至今记忆犹新。

我父亲从不看戏,也不看电影,所以我童年时很少有戏看,记忆中只有两次。一次是姐夫何步韩由芜湖来到上海,请ag捕鱼全家看梅兰芳,包的小汽车。我除了看热闹、吃果点外,什么都不懂。还有一次是仲宣二哥星期日来我家,带我到新开门的金城大戏院看电影,是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印象深刻,很感兴趣。

三十年代初期,冷饮很少。只有小瓶汽水,当时叫荷兰水。商店都将汽水瓶倒挂在铁圈做的架子上,售出时倒过来开瓶才有汽冒出来。冰淇淋没有纸包的,只好到店里买来堂吃。霞飞路嵩山路口有一家西菜馆有得卖。每逢盛夏酷暑,父亲就带ag捕鱼兄妹三人同去,每人一客是圆球形的,还附赠小饼干一块,是当时一大乐事。

1936年年底我高中毕业时,校里组织去无锡旅游。ag捕鱼同班有一个女同学名陇体聪,是云南人。她的哥哥陇体要是无锡县县长,通过他的关系,ag捕鱼全班组织旅游,乘火车到无锡,租了一条游艇,在太湖上玩了一大圈,拍了许多照片,值得留念。

童年时最高兴的是过春节(当时叫做过年)。进了农历腊月,过年的气氛就浓起来了。腊月初八照例煮腊八粥,包括赤豆、莲心、山芋、花生、青菜、白果、栗子、枣子等不少于八样,煮一大锅,吃得津津有味。腊月二十三日送灶,送灶君菩萨回到天宫向玉皇大帝汇报。为了请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少不了要供元宝糖,让他甜甜嘴,还备了纸糊的轿马和马料,送他上天。接着就是忙于蒸糕、包馒头、炒什香菜(注:镇江风俗过年炒的什香菜,用冬笋、咸菜、木耳、香菇、金针菜、胡萝卜、百页、茶干、酱瓜、生姜丝共十样,又名什锦菜),掸尘,做清洁卫生。ag捕鱼还要理发、洗浴,发金和浴资照例是“年关旧规,每位加倍”。这样一直忙到除夕。大年三十晚上,先祭祖宗,然后吃团圆年夜饭,饭后接灶,烧大香(檀香),敬菩萨,ag捕鱼向长辈磕头辞岁,拿压岁钱。最后还有一个红纸包,包的枣子和云片糕,放在枕头边,是第二天早晨醒来吃的。

春节期间开禁,可以玩牌九,掷骰子。我最欢喜的是玩《大观园图》,是父亲发明的一种游戏。用一张白纸约一平方公尺大小,根据《红楼梦》介绍的大观园人物、景点、事迹布局,设数十个景点,并将人名一一刻在小骨牌上。参加游戏的人随意抽出一枚,作为代表人物,由大门入口处开始,依次掷骰点数,循序前进。途中行进到某一景点,根据该景点的特点和故事情节,参加者按代表人物的身份,或得奖,或受罚。例如林黛玉走到潇湘馆就可以得奖,可是妙玉走到潇湘馆就得受罚。以最先到达大观楼(终点)者为胜。该图有点类似“升官图”,但雅而不俗,饶有情趣。惜已毁于“文革”。

ag捕鱼弟兄姐妹共四人。长姐静是嫡母徐氏所生,比我大二十岁,1930年因难产逝世。ag捕鱼同胞兄妹三人,遂兄长我四岁,我比润妹大五岁。非常奇怪的是遂兄和润妹都有些耳聋,又没有遗传史。遂兄耳聋是哪一年起的,已记不清。据说是小时候睡在床上吃金桔,有一粒核子掉进了耳朵,导致失聪。润妹幼时听觉是正常的。大约七八岁,有一天下午在弄堂里玩,吃晚饭时叫她回来就不大听的清,不知道什么原因。遂兄曾请上海耳科专家刘尊植医师诊治,润妹也去看过,都查不出原因。说是神经性耳聋,没有什么特效药。曾用充气疗法,效果不大。两人比较起来,遂兄还轻一些。润妹因为耳聋,高中没有读完,就到镇江去学养蚕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耳聋也逐步加深。它同ag捕鱼谈话时,不是听话而是看话,就是看ag捕鱼说话时的口形和唇部动作,来猜测领会ag捕鱼说的是什么。由于彼此很熟悉,口音也相同,倒也能“看”懂百分之八九十。她配过许多助听器,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一生理上的缺点,实在是一大憾事。

受我父亲的限制,我童年时代的文娱活动是很少的。课余之暇,除了看看小说书,几乎没有什么消遣、娱乐。我父亲生平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打麻将。孔夫子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所以打麻将是不违背孔孟之道的。他打牌,我常在旁边看,很早我就学会了。他的牌技不精,负多胜少,每次都记在一本小册子上,题名《戏无益》。过去的麻将牌,大多数是竹子做的背面,用骨头雕刻成图和字镶上去的,所以打牌雅称是“游竹排”。他嫌,市面上买的牌字体不好看,还专门到城隍庙商店里去订做了一付,用的翠绿色塑料,他亲自写了字刻的。买回来之后父亲很得意,遂兄还写了一首诗。选录一首如下:

琼莹买得未曾刊            取向灯前试染翰

款接殷勤知市利            风尘物色觉才难

应教书迹增奇采            定使芳城蔚大观

仿佛青葱天水碧            猗猗绿竹共平安

以上谈的是“博”,下面再谈谈“弈”。奕就是下棋。遂兄的围棋和象棋都很精,常常一个人打棋谱,如象棋谱中的《梅花谱》和《桔中秘》,钻研颇多心得。他在光华就学时,有着名象棋大师谢侠逊来校表演,他代表学校象棋队迎战,奕成和局,深受谢大师的赞赏。他下围棋开始是向柏成兄学的,后来改向邻居杨谷人老先生求教。从受九子开始(即让他九个子),不久改受五子、二子,最后平手对弈,进步神速。我也喜欢下象棋,但远非他的对手。暑假中ag捕鱼天天下棋消遣,日以继夜。甚至睡在床上,熄了灯,还用口述对奕,完全凭记忆下子,有如现代的盲棋,兴趣甚浓,乐此不疲。

写到这里,想提一个问题,赌博究竟是不是坏事?有人把赌博视为洪水猛兽,似乎是腐败堕落的根源。事实上,不少赌徒沉溺于赌场,愈陷愈深,结果走上犯罪的道路,确是屡见不鲜。但是,赌博这种行为是无所不在的。近年来兴起的证券交易、期货市场,就是公开的、合法的大赌场。还有形形色色的奖券,包括过去的有奖储蓄,实际上也是一种赌博。传诵一时的民谣:“十亿人民八亿赌”,完全是真实的写照。令人不解的是,赌博是明令禁止的,而大赌博却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提倡和发展的。

我认为,打打牌包括麻将、扑克以及南通一带流行的长牌,和下棋一样,都属于“智力竞赛”。它可以培养、锻炼一个人的分析、判断、推理、预测的能力,是一种脑力运动,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象棋、围棋、五子棋和大桥牌早已是体育运动竞赛项目。据今年8月5日《新民晚报》报道,最近国家体育总局社会活动指导中心在哈尔滨主办首届中国麻将规则培训班,学习研讨了即将颁布的中国麻将比赛规则和裁判法。初步预定今年下半年举行全国麻将邀请赛或锦标赛。这一系列的措施是非常明智的。积极开展活动,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和引导,更是十分必要的。只要坚持以智力竞赛为前提,以正当娱乐为目的,以不影响工作和学习为原则,是无可厚非的。


二、 金色的年华(1941——1957)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不为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1941年五月,我大学毕业了,戴上了方帽子,拍了毕业照。这是我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这时我家只有父亲和ag捕鱼兄妹二人。父亲已六十八岁,年事已高,还要教书鬻文负担全家生活,实在于心不忍,加之两位母亲已先后弃养,中馈乏人。他老人家还要照顾ag捕鱼穿衣吃饭等琐事更是勉为其难。因此我毕业后谋取一个适合的职业,是非常迫切而又现实的大事。

交通大学时国立的,属铁道部主管。学校虽处于沦陷区的孤岛,铁道部对ag捕鱼毕业生的分配还是负责的。ag捕鱼毕业班提前于五月份毕业,学校分配要上报到重庆再转批下来。交通阻隔,最少要等半年以上。同学们凡是有点办法的,都纷纷自谋出路。我父亲在银行界熟人较多,经过远方亲戚沈咏三姑丈的推荐,我六月份就进了上海中南银行投资的德丰纱厂,开始走上社会。

德丰纱厂是一个小型粗毛纺企业,生产棉毛混纺织物。厂址在康脑脱路(现康定路)金司徒庙,公司设在汉口路110号中南银行楼上。经理谢范文是中南银行经理周继云的妹婿。大老板黄浴沂,是福建厦门人。我的工作时会计兼文书,月薪六十元,供午膳,还有节日奖和年度奖。从此家庭经济情况有了好转。

为了在战争期间便于和日本人打交道,这个厂挂的美商招牌。不料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和美国发生了 冲突。第二天日军就进了租界,来到德丰纱厂,要接收美国敌产,其势汹汹。这一来弄巧成拙。中南银行的资本家们慌了手脚。立刻请来了一位留日多年的翻译杨津生,一方面应付派来进驻的日军代表,殷勤接待;一方面动脑筋,想办法,提出产权证明,说明所谓美商是假的,实际上市华商,是中南银行投资的。经过多方面的交涉,总算得到日军的认可,去掉美商的帽子,回复本来面目,继续经营和生产。

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纺织行业的生产受到原料供应的限制。在敌伪的加紧统治下,困难重重。经理谢范文看看干不下去,辞职回扬州开了五福酱厂。由王秉臣继任经理,仍无起色。生产逐步萎缩,难以维持。1944年被迫停产,解散大部分职工,只有少数留守。我也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德丰厂。

我在德丰厂三年多,经济上做到自立,给古稀之年的老父亲很大的安慰。工作上初步显示了我的能力,得到领导的信任。德丰公司中镇扬人很多,会计科的鲍元悌、严忠燧、任栋如、卢兆诚、任燕生都是镇扬同乡,和我年岁相仿,常常一起打牌游玩,严忠燧还成了我的月下老人,我和老伴严忠璧的婚事就是他牵线介绍的。忠燧是严鞠甫的侄子,忠璧是严惠宇的侄女,算起来是远房的堂兄妹。忠璧自幼丧父,由叔父、婶母抚养成长,视同己出。ag捕鱼赵家是镇江有名的书香门第。因此这一门亲事很顺利的成功了。

结婚前的准备,最困难的一是钱,二是房子。我大学毕业才一年多,经济上宽裕了些,但没有什么积蓄。ag捕鱼家住的房子是石库门两楼两底,楼上楼下都住满了。遂兄结婚时新房在二楼客堂楼。他调迁贵阳后,房子另行租出给一个宁波人姓孙的,我家是二房东。为了筹备结婚,不得不请孙姓房客让出。经过一再情商,贴了他二两黄金,才收回了客堂楼。接着找了木工、漆工进行了装修,还隔出了一个卫生间,准备做新房用。至于家具等物件,大多是严府购置的。日用杂品,是请亲友帮助筹备的。

我是1943年5月15日结婚的。礼堂假座蒲石路华懋公寓(现长乐路锦江饭店)十四楼,西式茶点招待,沈咏三、孙立山为介绍人,徐静仁为证婚人。忠璧的小妹妹忠如和仲宣二哥的儿子芝辉做的花童,婚礼简单隆重。从此我成了家,父亲也了却一桩心愿。

婚后不久,父亲就将家务交给忠璧,让她当了家庭主妇。她很快就有了身孕。1944年3月(农历正月廿三日),大儿子芝田出世了。父亲以古稀之年抱了孙子,心情快慰,可以想见。尤其值得高兴的是忠璧乳水充足,芝田长得十分健壮。儿童节参加全市婴儿健康比赛,得了第一名,在大光明电影院开会,领到许多奖品。

芝田襁褓时期,生过两次病。一次是患肺炎,由于体温过高,发生惊厥,昏迷达六个小时。幸而周炳华老医师赶来,用汽车陪同送往儿童医院抢救,院长苏祖斐亲自主持,转危为安。还有一次是出痧子(麻疹),发热好几天,误以为感冒。父亲焦急万分,亲自去延请中医儿科专家单养和医师出诊,来家诊治。服药后第二天痧子就出齐了。

1944年我离开德丰厂后,赋闲在家,生活比较拮据,叔岳惠宇公经常接济我粮草。有一次他买下了马路两旁法国梧桐修剪下来的树枝,分给我十几担,堆了一天井,留着烧大灶用。当时南通学院迁来上海,在重庆路租了房屋上课。张敬礼任校长,叔岳惠宇公任常务校董,主持工作并负担学校经费。日常行政事务由马伯龙负责,临时叫我管总务兼稽核。这样大约维持了一个多学期,直到1945年8月,日军宣传投降。八年抗战,最后胜利,举国欢腾。到寒假止,我也办了移交。

抗战胜利后,遂兄在贵阳要想回来,但交通工具紧张,无法解决。1946年春,父亲通过赵启碌的关系,设法给遂兄夫妇携带芝原侄搭乘便机,飞回上海。ag捕鱼特地将楼下东厢房收拾好,为他们准备了床铺家具用具以至炊具、碗筷、一应俱全。他们回来后,仍和ag捕鱼住在一起。不到一年,由仲宣二哥介绍,安排遂兄去南京中国银行工作,于1947年1月迁往南京。

大生纺织公司是南通状元张謇(字季直)创办的,有一部分资本是官股。他原来有一套规划,已经建了四个厂。一厂在南通唐闸,二厂在启东,三厂在海门,八厂在南通江家桥,后改名副厂。其中启东二厂在抗战中被毁。沦陷期间,工厂被日本人占领,汉奸陈葆初当家。抗战胜利后,洪兰友代表国民党政府由重庆回来接管,任董事长,陆子冬任常务董事,常驻公司,聘易敦白秘书,分别建成大生第一公司和第三公司。一公司包括一厂、付厂和天生港电厂;三公司只有一个海门三厂。两公司联合组成上海事务所,设在南京路480号女子银行楼上。1946年,我进了大生公司上海事务所,是叔岳严惠宇安排的。事务所设总务、业务、财务三个组,我分在财务组。大生公司原来用的是传统的老式帐,陆子冬接收后要求改革为新式会计。1946年下半年我派到南通唐闸一厂,设计成本会计制度。

我初次出门,在南通又举目无亲,很不习惯。后来了解到,表姑丈陆小波的儿子陆佐元在南通江苏银行任经理,和我的老伴是表弟兄。还有叔岳惠宇公的老部下刘瑞云负责纺织学院实习工厂,也在唐闸。一厂土布工场马锡龄经人介绍也常来向我学习会计,至今仍和我保持来往。另外王渥然老师的儿子王赓生,镇江蒋湛林的儿子蒋正颐都是上海诚孚养成所毕业生,分配在一厂工作。经过互相串联,逐渐熟悉起来,常常来往。一厂财务科的同事俞禄生、张脉枢、林甲龄、黄世福等相处也很融洽。我的编制属财务科,工作和统计科科长周硕君合作,共同设计了成本计算单,为以后成本核算和管理打下了基础。周硕君同志是一位学者,早年曾任唐闸敬儒中学校长,学习渊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和他朝夕相处,对他非常敬佩,常常诗酒往还,引为知己。以后数十年中,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的女公子周迟,和我同行,勤奋好学,谦虚谨慎,颇有父风,经常登门求教,与我为忘年交。1996年8月,硕公不幸逝世,哀恸莫名,作联挽之。

五十年深交,历尽风风雨雨,晚晴福荫。

千万卷饱学,欣看子子孙孙,叶茂枝繁。

当我在唐闸逐渐熟悉了环境的时候,第二个儿子在丙戍年腊月廿四日出生了,阳历已经到了1947年。父亲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写信告诉我。这时已近春节,我准备回来过年,托人腌了风鸡、咸鱼,定做了加酥脆饼,还特地加工做了两只白铁皮箱子装好,带了大包小包,在腊月廿八日回到上海。值得一体的是当时遂兄已经由仲宣二哥介绍去南京中国银行工作,正巧也在这一天来上海接苠芳嫂去南京。我到家时,他们已去火车站。我到家后楼都没有上,立即请阿土(叔岳惠宇公的司机)送我到火车站,好不容易找到他们。在我分得的奖金中送了一部分给他过年,表示我的一点心意。然后才回到家里,向父亲请安并看看刚出生的儿子。在考虑为他取名字时,我想到了一付对联,上联是:“芝草无根,醴泉无源,人贵自立”;下联是:“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我非常欣赏,就和父亲商量选用了“芝泉”二字,勉励他能像芝草和醴泉一样,能够立身处世。现在看来,这一点他还是做到的。这一年的春节,ag捕鱼过得很愉快。

节后我到南通上班,忠璧产后满月,带了芝田芝泉去镇江归宁,润之去四益农场工作,家中只有父亲一人和一个老保姆。1947年3月(农历丁亥年二月初五日)他老人家不幸患脑溢血逝世。发病时ag捕鱼都不在家,未能亲侍左右及时抢救,造成终身遗憾。父亲身体一向很好,腰板挺直,健步如飞,饮食起居都很有规律,亲友都认为期颐可期。想不到竟一病不起,呜呼痛哉。我接到电报,赶到家时,忠璧、润妹和遂兄夫妇已分别从镇江、南京赶回。我猝遭大故,哀痛万分,一时竟不知所措。幸而忠璧回去向叔岳惠宇公禀报,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诸亲友全体出动,帮助料理殡殓,总算顺利完成了一件大事。

解放前都是木葬。父亲和嫡母都葬在上海保安公墓,生命葬在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这两个公墓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夷为平地。事先既没有通知迁让,事后更是不知下落。遂经多方打听,终无结果。我家祖坟原在镇江乔家门,我小时候曾跟父亲去扫过墓。抗战后几十年没有去过,已经毫无印象了。人家清明扫墓,我已无墓可扫,只有一瓣心香,对天遥祭了。

丧事料理完毕后,我为了便于照顾家庭,申请回到了上海事务所。由于国内棉花供应不足,需要大量进口美棉和印棉。采用Barter形式,以外销出口棉纱棉布所得外汇,支付进口外棉货款,即所谓“以货易货”。我的主要工作时办理进出口业务订约签证和国际外汇结算,和进出口商行以及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大通银行打交道。我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效率深受领导的赏识,尤为三公司张文潜经理所信任,经常派我代表到同业公会去联系工作。这一段时期,大生公司的业务相当兴旺,我的收入也相应有了提高。除一年三个节日加发双薪外,年终还有奖金,分普奖和特奖,各四至六个月,我共计可拿到十二个月。另外我有时也做些小买卖,联系介绍一些保险业务,拿点佣金,可算是最盛的时期。两年中,我买了一只独粒钻戒,约一克拉重,陆续买了些小黄鱼(金块),添置了落地收音机、胜家缝纫机和一套三件大沙发、酒吧台。同时还将楼下的客堂间进行了装修和改造,加铺了地板,粉刷油漆,安装了大吊灯。公司发年终奖还配给2321市布好几十匹。生活条件大大改观了。

随着政局的转变,大生事务所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南通地处长江北岸,1949年1月就解散了。接着上海于5月25日解放。由于港口封锁,进出口业务陷入停顿。不久,共产党派来了军代表,接管了原国民党名下的官股。七月份就召开了公股和私股的联席会议,实行公私合营,成立了工会。大生公司生产经营中心开始由上海转到南通。张敬礼是私方代表,常驻南通,住在南门长桥东边的西园。我和经理室的同事杨耀忠、胡顺芳等是第一批来南通的,临时也住在西园。

解放初期的南通,城区很小,只有东西和南北两条大街,东到友谊桥(原名东吊桥),西到和平桥(原名西吊桥),北到县政府,南到长桥。四周为环城濠河,南门和西门还残留有一段城墙和城门。城区商业中心在十字街,风景点有西公园、南公园、中公园和北公园,可以泛舟游览。北公园河中心有一个亭子,可以品茗吃点心。小桥流水,颇富有诗意。后来兴建工人文化宫时拆去。

ag捕鱼出来南通时,常常在城区逛逛街,散散步。有一次我和杨、胡三个人逛到南公园,租了一只小木船,漫不经心地划了起来。这时正值退潮,小船向西顺流而下。开始ag捕鱼并不在意,以为不用费劲,乐得休息一下。岂知这条濠河是通向长江的,西边有一个西被闸,是调节江水用的,闸内闸外水位落差达刘公尺。当时正值开闸向外排水,水越流越急,眼看很快就要冲到闸下卷入激流。但ag捕鱼毫无所知。这时幸而北公园亭子里有人发现了,大声呼叫,要ag捕鱼赶快停船。ag捕鱼这才意识到ag捕鱼所处的位置,立即调转船头,拼命划桨。三人齐心协力,一致行动,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才脱离了危险,免于灭顶之灾。回忆起来,至今还心有余悸。

1951年,沪所得职工分批调回工厂。家属一公司的,回到南通一副电厂,原属三公司的,回到海门。我也在这个时候正式回到南通,大家集中在唐闸一厂,参加三反五反运动。这是我在解放后参加的第一个政治运动。三反五反的对象主要是不法资本家和国家机关的贪污分子。大生公司是公私合营的,我又是公司的老职员,成了当然的“老虎”。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公司成立了三反五反指挥部。我属第五支部,由公方代表徐兆元负责。1952年二月至五月,我被关在纺织学院的校舍里隔离审查了三个月。运动十分紧张剧烈,有的人受不了,跳河自杀,被说成畏罪自杀。有的人为了过关,胡乱招供,完全脱离实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不过最后的结论和处理还是实事求是的。经过审查核实,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解放了。这三个月中,我既不能回去,又不能和家里通讯,三儿子芝云(乳名小龙)正好在这时出生了。忠璧在上海,又急又愁,就怀抱婴儿赶到事务所去打听消息,要生活费。所好时间不长,很快就过去了,受了一场虚惊。

运动结束,经过民主改革,大生一公司改组成立。设了三个处:计划、财务和总务。财务处处长徐兆元,副处长闵仲辉,分成本和会计两个组,我被提升为成本组组长,组员张婉曾、薛佳云(浙江之江大学毕业生)。公司设在一厂的公事厅,我的任务是对下属的一、付、电厂进行业务辅导,同时兼管海门三厂。由于形势的变化,我考虑今后将上期留在南通,不可能再回到上海。决定全家迁居南通。

大生一厂同时张脉枢出生于一个大家庭。他家开的张德记钱庄和布庄,解放前在端平桥一带颇有名气,据说有民房几百间。张脉枢排行老七,他名下有一所房屋在西大街459号(后改为人民西路19号),是砖木结构的朝南三间平房,已空关多年。他听说我要迁来南通,表示愿意将这一所房屋租给我。约定每月租金大米六斗。1953年3月5日我全家由上海乘大庆轮搬到南通,从此在南通扎下了根。这一天是斯大林逝世纪念日。在汽笛声中,ag捕鱼乘的船缓缓驶离了码头。叔岳母三娘一直送ag捕鱼上了船才依依不舍地回去。ag捕鱼包了船上一个大菜间,一行包括虎卿三表兄和保姆刘根弟共七个人。经过一夜航行,第二天上午到达南通天生港码头。我事先联系好借用电厂的卡车将家具、箱子、行李运到孩儿巷西大街路口,再雇人运送到家。

从上海到南通,生活条件变化很大,最不方便的是没有自来水。ag捕鱼带来两只大缸,雇人挑水用。饮用水是挑的江水回来用明矾沉淀,洗衣服就用端平桥下的河水。挑水工老张是包月的,帮ag捕鱼挑了十多年,一直到六十年代装上自来水为止。ag捕鱼租的张脉枢的房屋建筑相当考究,砖瓦木料均属上等,门窗用的花玻璃,开间也很宽大,墙上装有贴壁板,天井独用,两头都有门进出。只是空关时间太长,地板大部分都朽烂了。这种老式房屋还有一个缺点,没有卫生间和抽水马桶,ag捕鱼只好把在上海润安里用的木质马桶带来派用场。五十年代初期南通没有公共汽车,黄包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我在唐闸上班,每天来回都是黄包车。坐惯了的车夫一早就来家门口等。 孩儿巷向北,沿运河经大码头、南路亭、十里坊、三牌楼到唐闸,只要四十分钟,八角钱一趟。不久我买了一辆金手牌自行车,改骑自行车上班,方便多了。有时晚上开会或加班到九十点钟,照常骑车回家,磨电灯一开,半小时就到了。

搬来南通最大的优点是吃得好,副食品价格便宜。特别鱼虾既便宜又新鲜,我最欣赏的是春天的刀鱼和鲥鱼。下午下班回家后,在端平桥堍有晚潮上来的鲥鱼,每斤只有八角钱。买一条回来下酒,其乐融融。和我一起调回南通来的同事,如刘庭谟、徐人培、吕仲麟等每逢星期日,都喜欢到我家来,买几样菜打打牙祭。还有一位孙缉光,喜欢下象棋,也常常来和我对弈。这一时期的生活,确是轻松愉快的。

西门和平桥南有一家菜馆叫竹林,是东台人开的,老板姓沙。菜肴比较可口,价格也还公道,下的白汤面尤为鲜美,ag捕鱼常去关顾小吃。有一年秋天的星期日下午,ag捕鱼父子三人骑脚踏车郊游,到狼山、啬公墓玩了一圈,回来在陆洪闸一个农户家里买了十斤蟹,带到竹林去加工,另外又点了几个菜,把酒持螯,吃了一个痛快。

1954年,南通成立纺织工业局。王滔任局长,尤云万任副局长,办公室设在柳家巷。局里工作的人员只有少数是国家机关干部,绝大部分是从基层厂调来的。纺工局的财务科基本上是大生一公司财务处的成员,我是第一任科长,徐人培是副科长,科员是张脉枢、张婉曾。调到局里以后,工作任务加重了,管辖的范围也扩大了。除大生系统几个大厂外,还要兼顾地方手工系统的一些小厂。ag捕鱼上级主管部门原来是苏北行署工商处,设在扬州。后来苏南和苏北合并,成立了江苏省纺织工业厅,经常召开会议,布置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建国初期,号召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会计也要改革,学习苏联的《凭单日记账》。省纺工厅组织了培训班,要各地、市派员学习。南通也去了十个人,学习两个月,是徐人培带队去的。这一年夏天特别炎热,南京又是有名的“火炉”。学员们不大安心,个别有中暑的。我特特堵赶去慰问,稳定了学习情绪,取得较好成绩。

南通市原来除下属六个县外,还包括崇明县。崇明有两个私营纱厂,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在对私改造高潮中,这两个厂都实行公私合营了。南通市派来了领导班子,一公司的孙旦和徐检分别担任两个厂的财务科长。公私合营要进行清产核资,我奉命负责领导这个工作。崇明是一个岛,和启东只有一江之隔,我去过好几次。不过要先到上海,再乘船到崇明堡镇,很不方便。崇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水产特别丰富。寒冷的冬天,有新鲜的白虾,肥嫩鲜美,是难得尝到的。

南通号称有五山,包括琅山、军山、剑山、马鞍山、黄泥山。真正风景点是琅山,山上有一座庙叫广教寺,供的大圣菩萨,香火很盛,特别是远道来烧香的较多,故有“照远不照近”之说。另外还有张状元的墓园,人称“啬公墓”,现改为南郊公园。我初到南通时,星期假日常常和几个同事带芝田弟兄骑自行车郊游。据人介绍,军山上的土质很好,适合种植花木。有一次ag捕鱼在军山挖了很多土装了满满两个皮鞋盒子,准备带回去种花。不料一路颠簸,骑到家已经漏完,十分扫兴,传为笑谈。

南通时较早的纺织工业生产基地,大生一厂始建于1895年,是省纺织工业厅下属的一个重点。每个季度都要开一次分析会议,汇报利润、成本等指标完成情况。我每次都写成财务情况说明书,作出详尽的分析,做到有数据、有情况、有原因、有改进的建议,得到省厅财务处章湖、张干等处长的重视。一度要调我去省厅工作,因市里不同意而作罢。市局尤云万局长也抓的很紧,每星期开一次经济活动分析会议,重点分析产品质量和成本。因此我经常下厂收集资料,了解情况,工作开展得心应手,有一次到棉通二厂(原大生副厂),在厂长室和王元章厂长闲聊。他问我今年多少年纪,我告诉他今年三十五岁。他说:“好呀!你这正是鲥鱼的中段。”(意思是指人生中的黄金时代)

1941年到1956年这十六年中,可以说是我最顺利的时期。在这个期间,要补充说明几件事。

与岳家的关系

我的岳父严懋官,去世时忠璧才七岁,岳母在她十二岁时又病故了。她幼年失怙,由我的二叔岳惠宇公抚养成长。惠宇公式镇江知名的实业家,抗战期间迁居上海。他对子侄后辈要求极严。我虽忝属东床,也视同仁,不加特殊照顾。1946年他介绍我到大生一厂,没有凭借权势,为我谋取高官厚禄,而是当了一个普通的会计员,要求我从基层做起。他经常用自己的经历,告诫我以“勤诚”二字为立身之本。他老人家的教诲,成了我的座右铭,指导了我的一生。在生活上,经济上对我也十分关心,二叔岳母对ag捕鱼更是无微不至,胜似生母,真是恩重如山,令我没齿难忘。

三叔岳严东墅是银行职员,为人忠厚老实。三叔岳母也很和气,常常到我处来玩。二位老人特别喜欢芝泉,董墅公每天下班后要去浴室洗澡,然后到我家来,每次都要带一包糖炒栗子或其他糖果。一进门就大声叫“小瘪三”,芝泉听见了。立刻就迎上去叫“三公公”。他住在古拔路(现富民路)古柏公寓,有时把芝泉带回去住。芝泉小时候喜欢吃肉,就天天卖肉给他吃。说来也怪,三叔岳母有洁癖,她的床铺是不许人坐的,但是她这个小外孙在她床上撒尿也不要紧。这就是缘分吧。

东墅公人很胖,身体并不好,有肾脏病,1954年就病故了。以后三叔岳母就一个人住在镇江九如巷二叔岳母处,不幸得了老年痴呆症,文革开始不久去世。她只有一女,已读大学,忽然患精神分裂症,一直寄养在镇江乡下亲戚处,照顾她的生活,文革前就逝世了。

与虎兄共患难

虎兄从汉口回来后,原有一点积蓄,已经坐吃山空。1939年秋,我把他和佩卿送回掘港后,他就赋闲在家,替人家抄抄写写,过起艰苦的日子。掘港当时 日伪与新四军争夺的焦点,形成拉锯战。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取代日伪势力。国共之争,非常紧张,人民生活还是不得安定。虎兄被迫离家到了南通,临时借住在亲戚季敦勤家。后经南煌兄介绍到常州鸿祥裕钱庄做职员。解放后钱庄关闭,来到上海,寄居我处,成了一名失业工人。他的儿子李永明(小名红迟儿)1947年逃出掘港,来到我处。我为他介绍去镇江四益农场学过养蚕,又在南京遂兄处小住过。1949年上海解放,我买了好几本书送给他。不久他离开上海,在南通报考苏北农村工作团,被录取,投入了革命队伍。

虎兄在我家生活了好几年。我家从西门路迁到襄阳南路,又迁到南京西路,1953年由上海迁到南通,都是他一手帮助我照料照应的。他来南通后不久找到一个煤球店的会计工作,就搬到和平店里去住了。在他失业期间,我不仅供应他食宿,还供应他每天一包飞马牌香烟盒一点零用钱。1960年永明表侄土改结束,分配在六合县工作并成了家,接他母亲去六合定居,随后虎兄也一起去了。1962年,他办了退休手续,1963年全家迁往六合,住荷花塘,芝云曾去玩过。三表嫂和虎兄先后于1965年和1970年(农历己酉年十二月廿六日)逝世。当时文革正值高潮,亲友间很少来往。虎兄逝世前,还来信邀我前去,我已下放如东,未能如愿,十分遗憾。

掩护地下工作

我的姐姐静女殳,是嫡母徐氏所生。姐夫何成琦,字步韩,最初在哈尔滨美孚洋行工作,后调回芜湖、上海、苏州等地。静女殳姐有一子一女,子名广鑫,比我小三岁,女名广庆,和润之同年。静女殳姐1930年因难产逝世。广鑫兄妹都在我家住过一个时期,后回到芜湖自己家里。广鑫抗战期间在南京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肄业,在校就秘密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抗战胜利后,他来我处借宿。问他在哪里工作,他总是支吾其词。他经常白天在家,晚上外出,行动很是神秘。有时隔两个月来一次,问他从何处来,答复是岱山群岛。1947年有一次他来了,说是要多住几天。由于户口管制很严,就给他用赵芝祥的名字,报了临时户口。还有一次,隔了好多天没有来,也不同讯息。忽然在1948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敲门进来了,满身污泥,头发胡子长得多长,换下来的衣服还有许多跳蚤,好像是从监牢里放出来的囚犯。问他,还是不说。ag捕鱼已经估计得到他是在干地下工作。好在我家住西门路已有好多年,里弄中邻居关系都很好,隐藏在我家,不会有人怀疑,实际上我是承担了很大风险的。直到解放后,他奉派到苏州接收水电公司,任军代表,才得知真相。我调回南通后,他和我逐渐疏远,没有什么来往。文革后,他下放在苏州,我正好到苏州出差,去看过他,对我非常冷淡。可能是和我这个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吧。近年来听说他得了帕金森式病,生活不能自理。真是所谓“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的儿子大刚,前年在常熟芝原见过,倒还颇有风度,仅有一般地应付而已。

扶贫济困

五姑母和斌丞五叔是亲兄妹,是我父亲的远方堂弟妹。五姑丈江清宇是镇江新江苏报社社长包明叔的舅子。由于五叔一向受我父亲的关照,三十年代有一个时期他住在西门路我家二楼亭子间,非常接近,因而五姑母也和我家联系上了。她家住在环龙路(现南昌路)花园别墅,和我家相距不远,经常有来往。五姑丈没有什么专长,一生处于半失业状态,曾当过警察,也干过税所。她家经济最困难时,在家中自己做米粉糕做小生意。我常常就力所能及,给予支持。解放前夕,她家迁往苏州,我支持她买木机编织稻草绳包,维持生活。她有两子一女,女儿不幸早殇。两个儿子都很好,能在困难的生活环境中,努力学习,而且学有说成。大表弟江声涛在上海中法中学毕业后,考入震旦大学医学院(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仁济医院实习,分配到东北黑龙江富拉尔基钢厂医院,由住院医师升为主治医师和主任医师,最后升为院长。二表弟声潮,高中毕业后在汉口工作,自学给排水工程,升为工程师。弟兄二人都已退休,经常和我通信,子女也都长大了。1957年五姑母曾带孙女来南通玩过一个月,晚年还是幸福的。她困难时向我借的钱也叫两个儿子还清了。五姑丈于1979年逝世,终年86岁;五姑母1976年逝世,终年73岁。

我还有一个远房侄子同谟,是族兄省三的儿子,比我小三四岁,家住泰州。1946年经柏成兄介绍来到上海谋生才认识的。起初我为他介绍在一个小银行工作,做了一段时间,考取了交通银行。看他人还老实,我临时将西门路楼下东边前厢房用板隔开借给他做新房。婚后没有子女。后来为他找到房子,搬到四川北路,我也搬出了西门路天和里,就疏远了。文革中,他经不起考验,跳楼自杀了。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

变卖祖产

我的老家在镇江药师庵万古一人街三十五号,是一所老房子,共二十二间,是祖遗财产。原来是典给人家的,抗战前父亲把它赎回了,修葺整理后出租,ag捕鱼自己从未住过。我只记得,抗战前这所房屋大部分是借给胡新畲住的。同时请他代为管理房子上的有关事宜,包括与其他房客的租赁事务。关于胡新畲与我家的关系,这里需要作一些补充说明。他的父亲胡壶山和我父亲是老友,曾在苏州同过事,常常诗酒往还。胡壶山七十诞辰,父亲和遂兄都曾赋诗为他祝寿。胡新畲是他的长子,经我父亲向赵启碌推荐做了两年昆山县财政局长。离任回到镇江,住在我家房子里,过起了寓公生活,因而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代为管理房子的委托。我在1937年八月暑假期间,曾在胡家住过不到一个月,和他的儿子邦彦、邦宪相当熟悉。

抗战爆发后,胡家迁离镇江这所房子由胡家老佣人姜贵代为看管。不但没有房租收入,还要负担他的生活费用,成为一个包袱。一直拖到抗战胜利,还没有解决。1947年父亲弃养后,我更是无暇顾及。于是下定决心卖出,丢掉包袱。可是房子里还住着房客,无人愿买,脱手相当困难。1950年,镇江江边医院扩建,需要房屋和土地,和我家房屋距离也很近,有意购买。经人介绍后,我提出的条件死房客迁让由买方处理,我不负责,卖价可以从优。这笔交易由虎兄代表,出面洽谈,顺利达成协议。受得房款除去各项费用,净收入2400元,ag捕鱼兄妹三人平均分配,每人得八百元。

我家在掘港也有一所祖遗房屋在堂子巷。自从父亲由掘港迁到苏州后,一直是姑母和虎兄居住的。尽管我父亲和姑母没有分过家,我的观念认为这所房屋姑母住了几十年,应该属姑母所有。1962年三表嫂由永明表侄迎接到六合定居,房屋由居委会代管。关于产权问题,经过我陪同永明侄从七十年代中期多次向掘港镇有关部门交涉,最后到1996年才有落实,已由永明侄前去收回了。

处理西门路房屋

我家在上海西门路天和里(原名润安里)49号的住房时租的,只有租赁权,没有产权。大房东由刘亶融代表,也是我父亲的一个学生。这是一所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双开间两层楼。从1925年我家搬进去算起,这一幢房子住过不少人家。除ag捕鱼自住和做书房外,二楼客堂楼住过孟心史和孙姓房客,二楼厢房住过渭舫大嫂,二楼后亭子间住过五叔一家,后来有同庚、同和兄弟以及余姓房客住过;楼下前厢房住过同谟,后厢房和亭子间住过吴辛季一家。这许多同住一个门里的邻居,二十多年中,进进出出,到解放初期,只剩下吴辛季一家外姓了。

吴辛季是胡新畲的女婿,吴寄尘的本家侄子。原来住在老西门银河里。属华界。抗战爆发后不大安全,要搬到租界里住。来和我父母商量,要求临时暂借住在楼下后亭子间。我父母亲碍于情面,就同意了,想不到一住就住了十多年。来时他新婚不久,只有夫妇二人,十多年中生了六个小孩,从一间扩为两间。吴辛季不学无术,不务正业,泡泡叫一声,做做投机,是一个无业游民。由于和胡家的老关系,我父母亲和他家相处得还好,常常一起打麻将。我对他是一直看不顺眼的。1947年以后,我陆续将其他房客贴款迁让搬出,还剩他一户,赖着不走。

鉴于天和里这个弄堂的居民人色逐渐混杂,房屋也陈旧破落,我早就想把这所房屋处理掉,换换环境。但我没有产权,只能顶,不好卖,很难办。恰巧这时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商人看中了这个房子,准备买下来。我灵机一动,就去和大房东刘亶融商量,劝他乘机脱手。他也知道他虽有产权,房客不出空是卖不掉的,因而也愿意卖出,乐得捞一笔现款。经过多次协商,终于做成了这笔交易。我负责出清房客,他出面卖屋。共计卖了10500万元(旧人民币按1万:1折算,相当于10500元)。ag捕鱼三方面分配,大房东刘亶融收回房款3900元,贴吴辛季搬家费1800元,ag捕鱼兄妹三人得4800元,平均每人得1600元。洽谈过程中多亏虎兄做参谋,最后大家满意。

西门路房子处理后,我就高价租了一层小洋房,在襄阳南路(原名拉都路),和电影明星孙景璐做邻居。小龙(芝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我在南通被隔离审查。一来说明我不是老虎,二来他正好属龙,所以为他取名芝云,取“云从龙,风从虎”之意。

芝田这时在淡水路嵩山区第一中心小学上学。搬到襄阳南路后,就让他乘坐廿四路电车来回。还不到十岁的小学生,一个人乘电车,经受了锻炼,亲友们都说忠璧单子太大了。

住在襄阳南路时,还有一个插曲。时值隆冬,忠璧用火燃烧炭结煨鸡汤,一不小心将室内地板烘焦了一块。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利用家中的红方凳,找到木匠取下面子补上。方凳和地板都是红漆,颜色相同,居然看不出来,糊过去了。

在襄阳南路住了一年,叔岳会与公叫ag捕鱼搬到南京西路1173弄11号53室,和忠慎的母亲(ag捕鱼叫她姨娘)合住,帮他分担一些租金。直到1953年,全家迁居到南通,就离开了上海。


三、 坎坷的日子(1957-1979)

 

祸从口出 病从口入

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


老子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一句话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哲理名言,早就暗示着我这“鲥鱼中段”辉煌的时刻,已经潜伏着不幸的阴影。

我从幼年到中年,一直到1956年我三十七岁,可说是一帆风顺的。自己认为是出生于书香门第,政治上是清白的。解放后,经历了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穷教师,既不是地主富农,又不是资本家,本人是从学生到职工,家庭出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五十年代初期,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加速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国家对工程技术人员特别重视。高等院校经过院系调整,工程专业大量扩展,经济管理相关专业逐步削弱,甚至合并或撤销。同样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学工程的享受技术级待遇,工作一二年就升为工程师。学财务会计的执行行政级,属于一般管理人员,两者差距很大。

我是大生公司的老职员,拿的是企业老工资,差异还不明显。但面对现实,心理上是难以平衡的。

1956年全国实行工资改革,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当时工资没有规定的统一标准。解放进城的干部实行包干制,行政机关是低薪制,工商企业有各自制定的标准,更是百花齐放,总的来说是偏低的。因此工资改革就意味着普加工资,是皆大欢喜的事。可是新的工资标准也有不同的分类,企业和机关不同,企业级大于机关级;技术级和行政级不同,技术级高于行政级。ag捕鱼纺织工业局情况更是特殊。虽然是国家机关,但组成人员只有极少数是机关干部,其他绝大部分是从基层抽调来的,其中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行政管理人员。由于人员性质不同,实行工资改革就相应地复杂起来,各人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原来拿企业级工资的,留在厂里套企业级可以增加工资。调到局里,套机关级,相反还要减少工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套技术级,问题不大。财务、计划、供销、劳动、秘书等人员只好套行政级,势必要减少工资。事关个人切身利益,每个人自己都有一本帐。属于管理人员的算下来,肯定要减工资,于是纷纷要求回厂。这一类人员要占全局总人数的一半左右,成天三五成群,打听消息,忧心忡忡,愁眉不展,不能安心工作。局领导也非常为难,没有一个妥善办法。面对这一情况,我写了两封人民来信。一封给国务院周总理,一封给人民日报,如实反映了真实情况,希望上级领导重视,加以很好地处理。最后ag捕鱼纺工局的工改是这样解决的:由企业调来的行政管理人员照企业级套改;原属机关编制的按机关行政级计算;工程技术人员一律按照技术级套改。也就是说,同属一个局,实行三种不同的工资标准,各自对号入座。我按企业科长级套为八类二级,工资118元,另保留工资22元,共140元。这样表面上矛盾是解决了,可是我写的两封人民来信却被退回到局里,存入档案,种下了祸根。1957年,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发动全民大鸣大放,帮助整改。我出于对党的爱护和信任,毫无顾虑地积极参加,提了不少意见,写了小字报和大字报,张贴在柳家巷纺工局的走廊里。接着市委召开各主管局中层干部座谈会,市委郁谦书记主持,号召大家提意见。我写了一个书面发言,题为《一个财会人员的呼声》,心中意思是要求重视财会工作。第二天被刊登在《南通市报》上,又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由于我对党提出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政策深信不疑,所以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终于上了大当。我在政治上确实太幼稚、太天真了。

1957年秋,反右派斗争开始,厄运降临到我头上。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无限上纲的揭发批判,有如万箭齐发,百喙莫辩。我成了纺工局第一名右派分子,是地富反坏以外的第五类份子。事后我才知道,为了整理我的材料,李舜南和郭秀英两位同志已经准备了两个月。

感谢党的宽大,对我从轻发落,处分意见是“开除留用”,工资由企业八类二级减为行政21级,自1958年1月1日起降为59元,仍留在纺工局财务科。相比起来,给我的这个处分是最轻的。

戴上帽子以后,首先是参加劳动,从打扫机关和街道环境卫生做起,接着去姚港开河挑泥。1958年大跃进,召开全民大炼钢铁,在北濠河建造土高炉,搬砖头,运铁块。到了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农村大忙,就下农村参加抢收抢种。总之,凡是苦活、脏活,都是ag捕鱼这批右字号带头,实行劳动改造。

对我个人的处罚,我认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也好;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也好,都是咎有应得,没什么可说的。最令人伤心的是株连家属,直接受到连累的是我的儿子,首当其冲的是我的大儿子芝田。1958年,他十四岁,初中毕业。因为是右派子女,尽管成绩很好,却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高中都不让进,分配到街道办的一个玩具厂当学徒,整天拉板车。二儿子芝泉初中毕业后,就进了纺织技工学校,分配在通棉二厂(原大生副厂)修机间实习。三儿子芝云初中毕业后,就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还有一件非常另人难堪的事,就是被剥夺了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纺织工业局是市政府直属机关,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写在黑板上的开会通知,一般都加一句:“右派不参加”。有时没有写,也不知是漏写了还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也走进了会场。因为如果该参加而不去,一旦被查出来,逃避开会,又要挨骂。最难堪的是在会议中途,被政工人员发现了,当场把我拎出来,说是:“谁叫你来的”。遇到这种情况,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尴尬之至。

当上右派以后,每个月要写一篇思想汇报,每年由支部派人审查考核。审查时总要提出许多刁难、挖刻的问题,叫你无从解答,当然就很难通过,还要继续改造,争取重新做人。一直拖到1962年,才给我摘去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

摘帽前三年中,我除了劳动还要参加财务科的工作,基本上仍是原来做的事。除审核汇总报表和编制计划外,还经常下厂,仅仅是不到外地出差罢了。摘帽后,拿到了工作证,又可以出差了。

在这个三年中,国内形式最大的变化时1958年大跃进。全国自上而下刮起了浮夸风,实行人民公社化,恨不得一步就跨进共产主义。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工农业蒙受巨大的损失。接下来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苏联背信弃义,逼偿欠款,真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祸不单行,直接威胁全国广大人民的正常生活。老百姓的口粮一减再减,生活水平急转直下,人人面有菜色,浮肿病广为流行。大家都束紧裤袋过日子,物资供应空前紧张,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对我来说,生活就格外困难了。

民以食为天,最要紧的是吃饭。我的三个儿子正在发育时期,食量特别大。可是每个人的口粮定量只有二十五斤,食油只有四两,连豆饼做的豆腐都是定量供应的。为了填饱肚皮,唯一的办法是用“瓜菜代”,到自由市场买南瓜、胡萝卜甚至生姜芋(注:生姜芋是做酱菜用的,类似生姜)来充饥。由于大家抢购,小贩哄抬物价,“豆腐卖到肉价钱”。一个人的生活费用,光是吃这一项就要占到80%-90%,还老是饿着肚子,吃不饱。为了吃饱肚皮,大家都千方百计,节约粮食。虎兄每天早晨吃缸爿(大饼),也做了研究试验。他设计了三种吃法:一种是咬一口饼,喝一口茶;第二种是先吃饼,吃完后再喝茶;第三种是先喝茶,喝完后再吃饼。将这三种吃法反复进行比较,看哪一种吃法最耐饥。还有号召所谓提高“出饭率“的。乍一听以为有什么先进的方法,其实就是用同等数量的米煮饭,水放得对些,饭烂了出饭率就高;反之,少放点水,饭比较硬,出饭率就低。一时报纸上大事宣传,完全是自欺欺人,不科学之至。

由于粮食空前紧张,自然产生了黑市。粮票变成了有价证券,所谓高级的糕点也上市了。几分钱一个的饼,加上高级二字,就卖到八角或一元,身价十倍,问津者还不乏其人。有一年中秋节,上海一位亲戚带来四只高级月饼,我分到一只,切成八块。晚上加班到深夜回来,吃一块点点饥,一只月饼八天才吃完,太可怜了。现在的青年人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吃饭以外,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供应也非常紧张。拿香烟来说,我一向抽的大前门,后来改抽飞马牌。凭票供应后,每月只配给七包,还要分甲乙丙三种。以后供应逐步缩减,黑市烟由每包三角涨到三元。许多人拾香烟屁股回来过瘾。有农民贩生烟叶来卖,我也买过,用自己制造的“卷烟机”,裁了方纸块,加一点香精,卷成土制香烟,抽得津津有味。酒也同样紧张,有人甚至用医用酒精兑水喝,很不卫生。不过我对非粮食酿造的酒,是绝对不喝的。

在这个艰苦的日子里,人人都为填饱肚子维持最起码的生活而努力拼搏。我能够稍稍得到一些安慰的是摘帽后工作比较顺利,经常代表市纺工局出席省纺工厅召开的财务会议,参与制定测算棉纱棉布的出厂价格,和纺织品站、外贸公司联系打交道。为了加强领导,局里调来一位部队转业干部傅中杰同志当财务科长。他业务上是外行,但对我比较放心,所以我得以放手大胆工作,在科里起着骨干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大儿子芝田的求学问题。前面提到他初中毕业受到我株连不得升学,被分配到玩具厂当学徒工。但他自己一心想继续读书。1959年考入南通农校农机班,学习拖拉机,地址在如皋县薛窑。原来规定三年毕业后在省内分配。不料1962年教学改革,全国院系大调整,砍掉一批学校,农校也在被砍之列,未能幸免。他们班提前半年毕业(属中专),但不分配工作,他又一次失学了。他并不死心,还是想升学,准备报考大学。可是他在农校学的是农机专业课程,普通中学的数理化读得很少,难度很大。就买了书在家里埋头自学,迎接高考。

这时遂兄在南京患肺炎,在家休息。我把他接到南通来休养了一个多月,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芝田作了有益的辅导。我也抽空教他一些英语。经过一年多的专心复习,1963年他考取了苏州浒墅关蚕桑专科学校,大专三年制,终于达到了升学的目的。

1958年考高中,未能录取,我写过两首七绝安慰他:

其一:

郁郁无欢落地归    等闲荣辱莫心灰

前途自有光明道    万里鹏程大可为

其二

世路崎岖曲折多    扁舟难免历风波

劝儿记取红专诀    海阔天空任啸歌

   1963年他考取苏州蚕专,我喜出望外,又写了一首五律:

奋发气吞毡       男儿志向贤

趋庭承鲤训       问字赖薪传

砥砺穷幽邃       锋芒许少年

天香传捷报       快着祖生鞭

  遂兄也步我原韵,和作一首:

家事守青毡       欣看子弟贤

菑畲张国本       鞮译绍家传

源远惊观海       根深庆有年

秋风云路阔       努力着先鞭

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国民经济开始有了好转,人民生活也逐步恢复。这时家里又出了事。1963年,忠璧得了妇女病,传血不止。打针吃药都不见效。听说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殷若男是南煌嫂(名何春祥)的亲戚。由南煌嫂介绍,经殷医师诊断为子宫肌瘤,必须手术治疗。于是住进医院,由殷医师亲自主导,切除了子宫,手术很成功。输了400cc的血,恢复得很好。这时正好芝田失学在家,抓紧补习的同时,帮助料理家务,还要去医院送饭,确实很不简单。这一个难关总算又度过了。1964年二儿在纺织技工学校毕业,分配到唐闸纺织机械厂当钳工,三儿芝云1965年考进市一中。总算各得其所,过了一段安定的日子。当时的政治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派出了许多工作队,好在与我关系不大,就高高挂起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场疾风暴雨、雷霆万钧的运动突如其来,令人摸不着头脑,手足无措。这一回我有了经验,不发表什么意见,但是破四旧的号召是一定要响应的。

1968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这个“牛鬼蛇神”又成了运动的对象。这一年有几件大事:首先是四月二十八日芝泉结婚,借了河西街顾姓民房做新房,只买了一张大床,其余都是家里现成的旧家具。当时正是风声鹤唳、气氛紧张。他们旅行结婚,到苏州玩了两天,没有办酒请客,男女两家一起吃了一顿便饭,就草草完婚了。

五月十一日深夜,全市实行统一革命行动,抄剥削阶级份子的家,ag捕鱼的邻居张脉淑家首当其冲,被折腾了一夜,只听得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和刺耳的呵斥叫骂声,一直闹到天亮。

仅仅隔了一天,五月十三日我家也被抄了,是纺工局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这是第二件大事。这天上午,我照常到局里(在丁古角)上班。十一点左右回到家里,进门一看,已经抄得差不多了。他们翻箱倒柜,撬板壁、挖地板、翻砖头、扒烂泥,彻底搜索,把我仅存的最后一点积蓄也抄走了,连个收条也不给。我十多年的辛勤劳动积累,从反右派降低工资以后,补贴生活,已陆续变卖了一大半,还剩下一只独粒钻戒和几两金首饰如戒子、镯头、锁片、项链等。经过这一次抄家,弄得彻底精光,能不痛心?

抄家结束,造反派将我家的衣箱、家具、大床等集中堆在西边厢房里,贴上了封条。留给我住的客堂间,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方桌、几张凳子,真是家徒四壁,环堵萧然。当天下午,戚汉章(供销科工人)把我和忠璧带到三元桥棉织一厂。以贾俊(计划科办事员)为首私设公堂,责令ag捕鱼跪在地上,严刑逼供。当晚ag捕鱼二人都被关在厂里写检查,接下来我就留在棉织一厂打包间劳动,每天早出晚归。自行车被封起来了,只好步行,一直到国庆节。

第三件大事是芝云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是1968年初中毕业的,现在所谓老三届的知识青年。他们这一批初中生实际没有上过多少课,只好随大流分到如东红旗公社。这时家里的东西已经全被封起来了,为了帮他准备行装,专门申请开封拿出他自己穿的衣服。说来好笑,有两件新做的布衬衫,都不许给他。他下乡要带一张桌子,只同意给了半张。另外带了一只破箱子和一些简单的钢精锅、热水瓶、面盆等,就下去了。

第四件大事是芝田的毕业分配。他本应1966年毕业,留校闹革命拖了两年。1968年暑假后,八月份正式分配。他们这一届一共31人,全国统配,江苏省只留2人。他被分配到四川宜宾专区隆昌县,先要劳动一年,分在县良种场。四川省原来号称天府之国,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重灾区“,生活条件差得很。不过总算有了工资收入,可以维持简单的生活了。

国庆节后,ag捕鱼这一批牛鬼蛇神被转移到南通农场,和市级机关各部门集中在一起,ag捕鱼纺工局分在十七大队。我被关在牛棚里,隔离审查,不得回家,不许通讯,白天参加农场劳动,晚上写检查。我和陈晓阳局长住在一个宿舍,两张床架子联在一起,睡下来头靠头,可算是“风雨联床”,同甘共苦。他和我同年,身体不好,可是劳动起来却拼命干,不怕脏,不怕苦。他的这种精神对ag捕鱼鼓舞很大。

在农场劳动期间,我出过一次事故。ag捕鱼每天晚饭后,照例各人自己拿热水瓶到老虎灶去打水。有一天在排队打水时,因为人多拥挤,争先恐后,我手伸出去取热水瓶时,被一勺开水浇到手上,顿时烫起大泡,痛得要命,一夜睡不着。第二天批准我到中心大队去包扎了一下,同意我做一些较轻微的劳动。一个对月后,才逐渐结疤痊愈。

我在农场劳动三个多月,阳历新年都不放假。这一段时期,芝田已去四川,芝泉和学书在纺机厂上班,芝云下了农村,只有忠璧一个人在家里。她本是胆小的人,经不起这一连串的打击,受的刺激太大,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成天呆坐,几乎要得精神病。所好同住的东厢房邻居蒋师母也是一个人在家,常常和她一起拣拣菜,谈谈家常。芝泉和学书每天下班回来陪她说说话,解解寂寞,并给她吃冬眠灵镇静剂。真可算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

这种苦难的日子,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一直维持到春节。造反派放一个星期的假,让ag捕鱼从农场回来修整。润之也从镇江寄了钱来给ag捕鱼过年用。我在农历除夕上午写信给润之时,百感交集,悲从中来,泪如泉涌,湿透了信笺。“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是伤心到极点,我是不会流泪的。非常巧的忠璧和学书在家做了些枣泥糕,想不到蒸出来发得很好,是一个号兆头,稍稍感到安慰。尤其感到高兴的是芝田分配到四川后,也在除夕这一天的下午回来了。他事先来过一个电报给芝泉,没有告诉忠璧,给她来了个喜出望外。这一天年夜饭,是在苦中作乐的气氛中度过的。

否极泰来,在爆竹声迎来了新的转折点。这时学书怀孕已经足月。除夕晚上芝泉夫妇回到河西街宿舍后,半夜里学书就感到阵痛,临产进了人民医院。第二天是1969年2月17日农历己酉年元旦,上午十时,长孙元子出世了。我为他取了名字叫元清,说明我本来就是清白的。一喜解百忧,从此情况逐步有了好转。ag捕鱼从农场迁回城里,改在琅山劳动,可以回家住了。六月份我被解放,家中也开了封,发还了封存一年的东西。钻戒、黄金首饰都不发还原物,按国家牌价折价发给现金。算下来只收回十分之一,损失百分之九十。只好打个倒算盘,也就心满意足了。经过检点,还有祖传的藏线装本《红楼梦》、《再生缘》、《笔生花》等古典小说,不知去向,还有名画家汤定之为我画的扇面,已裱好装在镜框里,也不知下落,非常可惜。

文革高潮已过,开始抓革命,促生产。机关酝酿精简多余人员,下放一批干部。ag捕鱼这些牛鬼蛇神,当时在扫地出门之列。不过名义上还是光荣下放,戴上了大红花。我是1969年12月19日下放的。我和农村没有直接关系,考虑再三,选择了到如东红旗公社(在双甸南面)和三儿芝云做伴,安排在十七大队生产队。

干部下放是带工资的。参加农业劳动不计工分,没有指标定额,生产队也不来管你。初到农村时很不适应。我是全家下放的,我一个人先下去。由芝泉和方定晨(芝田老同学)陪同,一直护送到生产队。开始借住大场边的空屋,和芝云住在一起。忠璧第二年也下来了,另外借了贫下中农朱吉如家的一间空屋。都是草屋土墙,烧的大灶,点的煤油灯,ag捕鱼自己带了煤球炉。生活是简单而艰苦的。唯一的好处是没有人管,精神上得到自由和放松了。房东朱吉如夫妇二人,没有子女,为人很朴实忠厚,对ag捕鱼很和气,不失为贫下中农本色。ag捕鱼回到南通后,二十多年来,还一直保持和他们联系。

根据国家政策,财政贴给下放干部一部分建房费,由生产队为ag捕鱼砌了三间简易房屋(产权属生产队),还安装了电灯,这样就有了自己的家。元子也跟ag捕鱼来到了农村,芝泉和学书利用假期也常常来看ag捕鱼。时间一长,熟识的人多了,经常有人来串门,我特地备了水烟招待他们。生活虽然单调,日子过得还算安静。唯一不便的是交通,汽车、轮船都不能直达。回南通去要步行一个多小时到汤家园,才能乘上小火轮,开六七个小时到南通北码头。每次乘这种小火轮,就自然想到当时被批判的电影《早春二月》,好像回到了二三十年代。ag捕鱼有时从南通带点日常用品下乡,只好肩北首提,十分吃劲。有一年在南通过春节后下乡,买了些树苗带下去,天下雪,路滑,我背了几棵树苗,摔了一跤,还好只破了点皮,没有大碍。后来和房东朱吉如熟悉了,每次都是他用竹篙撑一个小划子接送,就方便多了。

在农村住了一段时期,生活逐渐习惯了。ag捕鱼也养了几只鸡,每天可以吃到新鲜鸡蛋。生产队给了一小块自留地,自己种一点蔬菜,生产队的社员们也常常送一点青菜萝卜。有的社员以摸鱼为副业,卖给ag捕鱼一斤鲫鱼只有三四角钱。到了秋天,许多社员捕蟹,向他们买,最大的也只有四角钱一斤。ag捕鱼长期住在城市里,是很难吃到这些新鲜水产的。还有值得一提的,每年中秋节左右,社员们在池塘里放养的水红菱成熟了,女孩子们下河坐在木盆里,采上来一篮一篮的送给我,鲜嫩无比,在城市里根本不可想象。田园特色,倒也别有风味。

春天田埂上长得枸杞头,农村里是当野草喂猪的。我发现了就采回来当菜吃,社员们都感到新奇。他们习惯将野生青蒿采来和糯米做团子,作为美点,送给ag捕鱼。看上去有点像苏州王天元的青团,但不好吃,主要是包的馅心太差了。

ag捕鱼下放干部没有硬性规定要参加劳动,我也有时帮着锄锄草,拾拾棉花,干一点轻活。虽然才五十虚岁,社员们都叫我老爹,我也乐得倚老卖老。我的儿子芝云是知青,是靠做工分的。他个子高大,算是壮劳动力,干的都是重活。每逢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大忙季节,从天不亮做到天黑,还要挑灯夜战。特别是到了冬季,农田没有什么活干,每年都有围海造田的任务。各生产队都要抽人参加,这一种挑泥筑堤,向大海要耕地,完全是搞的人海战术。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不仅睡不好,吃不饱,还没有水喝,更说不上洗脸洗脚了。有一次芝云去围海,累得小便出血,赶快送回南通治疗,休息了两个月,才恢复的。他一年劳动做到工分,基本只够粮草钱。纯农业户的收入,真是少得可怜。

1970年下半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我被召集参加了宣传队,分配在双甸供销社查账。ag捕鱼三个人一组,查的对象是供销社的会计任开善。这个人很狡猾,他贪污的是工会iude钱,而工会又另有一套帐,和供销社的帐是分开的,很不容易发现。我通过供销社与工会的往来账户,追根究底,核对下去,才发现是被他贪污了几千块钱。在证据确凿的面前,他不得不承认,如实交代,受到了应有的处分。在宣传队我认识了好些人。市政局的季公仪同志也下放在如东,在宣传队查账很有名气,我专程去和他交流了经验。我所在的宣传队领导有原地区粮食局长胡四仲,是大队长;原地委组织部长陈令仪(女),是大队指导员;原如东县人民法院副院长薛佳芬(女),是ag捕鱼分队的队长。他们都是下放干部,水平都比较高,处理问题,能认真执行政策,对我帮助很大。

我在宣传队时,第二个孙子1972年(农历壬子年五月十五日)出生了。他排行老二,取名亚清,我叫他小二子。和元子一样,都没有吃多少母乳,奶粉又吃不起,都是靠奶糕喂大的。

1973年县里对下放干部进行处理,原则是就地安排。我原来是纺工系统的,可是如东县纺织工业弟子很薄弱,没有什么像样的纺织厂。排来排去只有岔河缫丝厂比较接近,决定安排我去为缫丝厂总账会计,我也表示同意。1974年3月25日到厂报到,4月5日上班。我写了一首七律,反映当时的心情:

啸傲山林岁月催   红梅萼绽报春回

九重鹤报从天降   一片闲云出岫来

冯妇力衰犹缚虎   江郎笔去本无才

庖丁莫谓能游刃   格律还宜细剪裁

缫丝厂是地方国营厂,1970年建立的。厂革委会两位副主任丛斌和唐璧、生产科科长张桂兰三位女同志都是南通的下放干部。财务属后勤组,有三个会计,总账陈志勤,现金出纳钱淑珍,材料会计陈杰。陈志勤匆匆办了移交手续就离厂另有高就了。我接任总账,除负责资金、成本、报表外,还要兼统计。缫丝厂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工艺过程比较简单,原料供应和成本销售都由外贸部门包办,没有多时,我就掌握了基本情况和生产经营中的主要环节。

接任后,我第一件事是建立了生产销售统计台账,逐步进行了核对,发现有二万元丝款没有收回。立即到南通外贸公司对账,经过核实,如数收回了欠款。当时的二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元,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我和外贸公司高子洋会计是老熟人,问他为什么欠款不还?他说:“你们厂自己不开收据来要钱,怪谁?”

缫丝厂的工作对我来说,相当轻松。一个月的工作量,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评审有空就跑南通,向外贸公司结算丝款。每逢季度和年度还要分析计划完成情况,写财务情况说明书。我写的文字分析,在如东是新鲜事物,受到县工业局汪锦章股长的好评。她特地请我到局里去帮助全县的分析,组织厂际之间的互查,学习交流。

我进缫丝厂不久,就把红旗公社的小家庭搬到岔河厂里。起初只有一小间,后改为两大间,生活条件比农村里好得多,冷水热水都很方便。我每天一早拎个菜篮子,到市场买菜。岔河是鱼米之乡,农副产品很便宜,一元钱可以买不少东西。厂里从领导到工人,上下左右,同我关系都很好。青工蒋言贵常常约我去钓鱼、捉青蛙、打野兔。厂医王裕华是上海人,有空就来找我处聊天,很是健谈。最妙的是她对我说:“我喜欢和你谈谈心,我这个人是不耻下问的”。这么一说,倒叫我啼笑皆非。

1947年还办了一件喜事。芝田到四川已经好几年,一直不愿意在四川谈对象。这一年回来探亲,由邻居丁曼介绍认识了包玲,乘春节假期,腊月廿六结婚了。这时永明表侄也经过文革的审查,全家从六合赶来南通吃春酒。临时将客堂间一隔为二,朝北一半做新房,朝南一半做吃饭间,我就谁在被窝箱子上当床铺。家中自己办了两桌喜酒,永明表侄全家都在我家过得春节,是几年来最高兴的。

这时也有一个插曲。为了准备芝田婚礼,ag捕鱼早就考虑穿什么衣服。家里实在太穷,没有钱添置新衣。最后决定买涤棉布,即当时比较盛行的的确良,每人做一件,还专门请忠璧的老熟人姜桂芳帮忙缝制的。我做了一件罩衫,加在旧棉袄外面,很是高兴。不料在芝田结婚的这一天下午,我忙于招待客人,一不小心在门框上碰了一下,左袖拉破了一道口子,十分扫兴。不得已只有临时打了个补丁,敷衍了过去。

1975年,元子跟ag捕鱼到了岔河,小龙也由红旗公社上调到岔河,安排在农具厂。ag捕鱼的农村生活到此就结束了

1976年6月我的第三个孙子吉吉(学名锦程)出世了。芝田还远在四川,包玲在南通没有人照应,所以来到岔河分娩的。这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国家三位领导人先后逝世,粉碎了四人帮,唐山又发生了毁灭性的大地震。举国震惊,谣言四起。江苏是防震的中心地带,更是紧张。缫丝厂临时停产,在空地上搭了好几个防震棚,给大家住。吉吉还没满月,也只好和大家一起躲进棚里,搁两块木板,席地而卧,这种困难,非身历其境,是无法体会的。南通市内的情况也是一样。这期间我回南通去过一次,只见人民西路家门口沿人行道,全部都是防震棚,家家大门洞开,夜不闭户,想必是连小偷都怕地震改邪归正了。

这两三年中,有的下放干部回南通原单位了,有的动员我回市纺工局。我这时对岔河的生活已经习惯,并不想回南通。我表示如果市局需要我,下令调我回去,我是绝对服从的。但要我主动打报告要求调回去,我不愿意。其实,我明知道ag捕鱼下放干部属县里管,要调动必须通过专区,市里是不好直接来调的。

1977年搞工调,我又是一个难题。我被打成右派后,工资降为行政二十一级,摘帽后调了一级为二十级。在县区来说,已相当于科局级干部。企业里的会计,绝大部分都不到二十一级,我的工资已经是鹤立鸡群。再加一级,悬殊就更大了。可是按照政策规定,我属于多年未调工资,加一级完全符合政策,不调又不合情理。厂领导感到非常为难,请示了县委,把我的问题搁一搁,留给全专区来平衡。拖到最后,还是破格加了一级。十九级的企业总账会计,在如东县成为凤毛麟角,名噪一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我的错划右派改正之后,这一级加不加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由于岔河缫丝厂六大指标完成比较好,厂际评比得了先进奖。1978年全专区工业学大庆现场会议在我厂召开。专区的工业局局长都来了,其中的肖俊、黄亦芳和汪汝楷都是原来市纺工局的老上级,还是第一次见面的秦伯王夫局长。我尽地主之谊,在家里办了点菜,请他们吃了一顿便饭。厂里的招待所不干净,我让出了一间宿舍,给黄亦芳局长临时住宿,她很满意。经过这一次的接触,几位局长有了较深的印象,提出来要我抽时间到南通为专区直属厂的财会干部讲课。

小龙来到岔河后,业余时间喜欢打篮球和打乒乓球,和缫丝厂女工林灿如谈上了对象。1978年冬,在新年假期中结的婚。我在缫丝厂食堂办了三桌菜,芝田夫妇、芝泉夫妇带了元、亚二个孙子都来了,还请几位厂长一起吃得喜酒。新房就租的厂门口西首两间民房,因陋就简,布置了一下。林灿如是岔河本镇人,她父亲是农具厂的老工人。小龙结婚后就在岔河安家落户了。

消息灵通人士这时候已经传出有关右派平反的消息。我对此并不抱希望,因为毛主席说过,右派一概不得平反。事实上,中央对于右派的改正,是有两派不同意见的。1978年春天,中央在烟台召开了会议,研究右派这个大难题。由于长期受“左”的影响,一种意见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ag捕鱼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ag捕鱼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只同意摘右派帽子,认为没有必要把全国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以免乱了套。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是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的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他对右派是深表同情的,他认为所谓右派,多半是骄傲自满,说话欠考虑而已。在他的领导下,据理力争,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向忠言写了个报告,指出为冤假错案平反,可以分清是非,增强团结,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他的意见终于得到摘帽无人领导小组的同意,作出了为右派改正的决定。

这一决定,给ag捕鱼带来了天大的喜讯,无不欢欣鼓舞,喜出望外。1979年1月,我收到了南通市纺织工业局的红头文件通发改(1979)10号:“赵过之同志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根据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分子改正的指示,经过复查: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撤销1957年11月10日市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同意赵过之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撤销1958年4月11日市人委给赵过之撤职留机关察看的处分决定。恢复原工资级别。”压在我身上达二十二之久的沉重枷锁,终于获得了解散。

右派改正后,要相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安排什么职务,二是原工资是什么级别。关于我的职务安排,如东县的意见希望我留在县里。当时正在筹建双甸棉纺厂,准备安排我做副厂长。专区这时工业局改组,分为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和农机局。秦伯王夫为纺织工业局局长,肖俊、黄亦芳、汪汝楷为副局长。他们都要我回南通。按照政策精神,调我回南通是名正言顺的。可是这时我虚岁已有六十,即将符合退休年龄,所以专区组织人事部门有些阻力。秦局长认为我身体很好,还能再多干几年,坚持要我回来。他亲自跑了好几次,最后找到地委王益众书记才通过了。拖到1980年2月,才办好调动手续,回到南通地区纺织工业局,任计财科副科长。

包玲是文革前的老知青,下放在南通农场。吉吉出生后,芝田一再打报告要求照顾调回来,解决两地分居的困难。1977年南通农场同意接收,由四川调到南通味精厂。在我调回南通前,包玲已经落实政策,先回到南通了。

关于我的工资,也是有曲折的。政策规定是恢复原工资级别。关键是要明确我原工资是属于什么级?多少级?市纺工局人劳部门的意见非常简单,认为我原来是行政十八级,打成右派后降三级为二十一级,所以应该恢复为行政十八级,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1956年工资改革,我是执行的企业级,评为八类二级。月工资118元,连保留工资为140元,一直拿到1957年十二月底为止。1958年一月起降为行政二十一级。从来没有拿过行政十八级的工资。因此我认为应恢复为企业级八类二级。市纺工局周君吾局长是一位老局长,1957年反右派就是她主持的。她认为我说的有道理,责成人劳部门查依据。最后查到市政府档案馆,找到1958年的案卷,证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终于恢复了企业级的工资待遇。

遗憾的是错划为右派的二十二年中工资降级后的差额,分文没有补发。大概算算,我个人最少有一万二千元以上。折成目前现值,起码有十倍。传说曾经有许多人向 提过,没有下文。只好算是我的一点贡献了。

1969年十二月下放算起,我在如东待了整整十年,其中在岔河缫丝厂工作将近六年,结下了很深的感情。特别是我负责的总账会计,应该有一个交待,不能一走了之。首先要找一个接班人。根据我几年来了解的情况,钳工杨兴言过去在掘港五金社做过会计,帐理比较熟悉,我曾找他帮忙记账编报表,人也稳重可靠,是较为理想的。还有原现金会计钱淑珍,跟我做了五六年,人很聪明,我平时有意识地和她讲讲会计原理,引导她入门,几年来有很大的进步,提高了她对会计工作的认识。于是,我向厂领导推荐他们二人做我的接班人。我也就此脱身,回到南通了。杨兴言后来调到如东县纺织工业公司当财务科长,钱淑珍跳槽到了税务部门,评论会计师职称,都有很好的成就,我也感到高兴。


四、 迟到的春天(1979——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家有一部命书,叫《四字经》,已在文革中烧掉。根据每个人的生辰八字,可以从书中找到对他一生命运的评价。我幼年时,父亲为我查过。对我的四字评语是:“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意思是爬到树上去找鱼,当然是找不到的。从我一生的经历来看,庸庸碌碌苦了一辈子,到头来一事无成,一条鱼都没有抓到,是有点像的。

镇江有一位星相家袁树珊,在上海南京西路同福里(大光明电影院东首)挂牌执业,颇有名气。我父亲和他是老朋友,曾写过两首诗送他:

其一:

义经学术本无涯  筮短龟长杂九家

万物生滋归象数  须知左氏不浮夸

其二

吾乡袁子胜君平  言孝言忠剧有名

随见智仁皆至理  聊凭风监隐江城


袁树珊替我算过命,命单早已在文革中烧去。他说我:“一生建设之地,宜在东南。若往西北则蹇滞多矣。”还说我命中有三个儿子。都算对了。非常奇怪的是他只算到我四十九岁为止,四十九岁以后就不提了。我年轻时没有介意。现在回忆起来,我四十九岁时是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清理阶段队伍最紧张的时候。我家被炒,关在牛棚里隔离审查,监督劳动。很可能在我的命里,这一关是逃不过的。也就是说我活到四十九岁,就到尽头了。想不到我命不该绝,这一关竟被我闯过来了。到今天已整整三十年,可说是赚来的。恐怕也是出乎袁树珊意料的吧。

1979年秋,南通地区纺工局举办财会培训班,请我主讲经济活动分析,这是我调回南通的前奏曲。凑趣的是孙女赵莉(小名贝贝)在这个时候(己未年十月十三日)诞生了。因为我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和三个孙子,这是第一个女孩,大家非常高兴,说是得了一个掌上明珠。ag捕鱼回南通以后,她也跟着来了南通,上了三年幼儿园,才回到岔河去。1980春,我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的生命旅程,不觉又是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微不足道的成绩,值得自慰的是弥补了二十二年浪费的光阴。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政治上的补偿—连任市政协常委

回到南通以后,我的职务是地区纺工局计财科副科长,分管财务。科长查文扬,分管计划。南通地区下属六个县,原有的纺织工业基础都很薄弱。八十年代初期,由于领导重视,发展很快,六个县都陆续新建了纺纱厂、织布厂(包括独织和色织)、印染厂、针织厂、丝绸厂、内衣厂、毛纺厂、小化纤厂等。我除经常到六个县深入基层辅导工作外,还常常到省纺织工业厅请示汇报,多方面筹措资金,同时还要抓业务培训、物价和供销经理部的财务,头绪很多,任务相当繁重。几位局长对我比较信任,工作开展还算顺利。财务方面有金政、崔扬、邱岳北等同志配合协作,也很融洽。

1983年春,南通地、市合并,地区纺工局和市纺工局合二为一,我这个人也九九归原,仍恢复回到市局。地区合并后,正职一般都由市局的人担任,地区并过来的大多是副职。我在反右前本事正科长,照理我应该任正职。但我已超过六十周岁,也就不去计较。半年后就宣布我退居二线,我也乐得轻松一些。

我本是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想不到被市领导看中了。1983年3月,我被选为南通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并被推选为常委。连续当了两届,共八年。1993年因年满七十岁,一刀切才退了下来。担任政协常委,对我来说,仅不过是政治上的补偿,精神上的安慰。一年一度开一次全会,每个季度常委都要参加例会。此外还有不定期的视察、学习等活动。我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些朋友。尤为高兴的是政协副主席蒋正颐副主席是五十多年的老友,平时很少见面的机会。参加政协后,常常有机会促膝谈心,心情很是愉快。开全会时,除小组讨论外,还联系实际工作,在大会上发过言。有一次谈的是《南通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中的问题探讨》,引起与会者的重视。市委曹新福书记会后专门约我单独汇报。我谈了个人的意见,并提供了书面材料,他很感兴趣,作为《内参》发出。

退居二线以后,有过一次出国机会。因为纺织品出口到美国,受到配额限制。通过省进出口公司介绍,由市合纤厂投资和香港一个姓何的商人合作,到巴巴多斯(在加勒比海)去开一个针织厂,作为一个中转的窗口。本来打算派我协助葛祖慰工程师去负责财务,王煜坤局长已经找我谈过,后来听说嫌我年纪大,就作罢了。由于中方没有懂行的管经营,大权旁落,上了港商姓何的当,结果合纤厂亏掉了120万美元。当初如果派我去,可能不致这么惨。

主编学术刊物《纺织财会》

我在岔河缫丝厂当了六年总账会计,有人说我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在厂里做的是实际的具体工作,接触的是生产经营中的具体问题,六年来我积累了不少实际经验,应该说是收获大大的。可是长期局促在县区的小厂,见识毕竟有限,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回到南通以后,很快和省纺织工业厅接上了关系,业务上和陈永祥处长经常联系。1981年,江苏省成立纺织工业会计学会,我被选为理事,认识了纺织工业部财务司徐政司长和上海市纺织工业局财务处高钟德处长。徐司长原籍如东,高处长原籍南通市。由于同乡之谊,关系更密切了。学会每年有一次活动,我又陆续结交了全国各大省市纺织界的知名人士。

纺织系统原来有一个刊物《华东纺织财会通讯》,是上海市纺工局和浙江轻工业厅联合主办的。1981年冬,纺织部在广西桂林召开全国财务会议,决定将刊物扩大改名为《纺织财会》,作为中国纺织工业会计学会的会刊,内部发行,暂定为季刊。会上陈永祥处长推荐我参加编辑工作,从1982年起创刊。

《纺织财会》设有编委会,由各省(市)纺织工业厅财务负责人组成,下分编辑和发行两个部。编辑部设在上海市纺织工业局财务处,高钟德、陈永祥任正副主编,上海何应华、浙江丁立人和我为责任编辑。发行部设在浙江省轻工业厅计财处,由叶荣处长挂帅,赵耘具体负责。1985年10月起迁往常州市纺织工业公司,改为姜德观负责,领得内部期刊登记证和广告登记证。1987年纺织部决定由季刊改为双月刊,1988年7月经国家出版总署正式批准,改为全国公开发行。1989年正式成立《纺织财会》杂志社,编辑部设在南京市上海路89号,陈永祥任社长,我为主编,何应华、陆铁民为副主编,汪义伟为责任编辑(注:陆铁民未到职)。1992年发行部也由常州迁到南京,集中管理。1993年起,高钟德和我改任顾问,陈永祥任社长兼主编,何应华、张昕为副主编。1993年6月增加柯监铭,姜毅芬为副社长。以上为组织机构的演变情况。

我接受了编辑任务后,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受到部里的重视,可以扩大视野,一展身手;惧的是我对编辑完全外行,唯恐难以胜任。所好何应华同志是老手,有他的扶持和帮助,我也就有恃无恐了。

刚开始时是季刊,ag捕鱼三个编辑每个季度集中碰头一次了,将各地来稿分工审阅、删改、定稿,然后交浙江发行部付印。编辑部成员中我和何应华是基本台柱,没有变过。1983年增加了西安的汪义伟,是在厦门进行论文评比时发现的一位人才,也是ag捕鱼的骨干。浙江丁立人调出学习后,改为陈林焕接替,后又改为徐灵皋,此外又陆续吸收了无锡的汪震宇、北京的董文森。1985年征得陈永祥处长同意,为我增加一个助手,由如东的程宏任助理编辑,负责排版打样,一时人才济济。ag捕鱼借召开编辑会议的名,先后到过上海、普陀山、莫干山、千岛湖、黄山、庐山、无锡、扬州、镇江、南京、厦门、西安、青岛等地,游览了许多名胜景点,倒也一举两得,轻松愉快。1989年编辑部迁到南京,又增聘任飞珀、蒋金生、彭光舜等几位协助办理编辑和发行工作,一直维持到1995年年底移交给北京为止。我前后共计干了整整十四年,出版了八十五期。我自始至终,每期稿件都亲自参与审批或过目,从未缺席。

刊物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稿源。纺织部有的领导常常向ag捕鱼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事实上是无法办到的。如果ag捕鱼介绍一些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学术动态,可是ag捕鱼编辑部根本没有外文财会书刊资料,我曾不止一次在学会开会时提出申请,订阅选购一些国外的资料,都没有得到支持。我认为ag捕鱼编辑好比是一个厨师。要做好菜,首先要有原料。譬如要吃炒虾仁,一定要买到鲜活的虾;要吃炒鱼片一定要有新鲜的活鱼。没有鲜虾鲜鱼,厨师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变不出虾仁和鱼片的。同样的道理,光靠几个编辑,没有稿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ag捕鱼只能做到,有什么原料,做什么菜,收到什么来稿,刊登什么文章。ag捕鱼也登过多次征稿启事,提出过一些题目和要求,但效果并不大。八十年代初期,热衷于转轨变型,以及评职称的高潮期间,稿源还比较多,但其中烂鱼烂虾不少。经过挑选,能用的一般只有20-30%,还要认真地加以修改,从错别字到标点符号,都不能疏忽,有的还要动大手术。有时遇到权威人士推荐的来搞或某某领导亲自撰写的文章,就格外伤脑筋了。

《纺织财会》的发行量目标是一万份,多年来一直徘徊不前。九十年代以来,每况愈下,由于本刊是自收自发,纺织部不给补贴,经费相当困难。为此发行部千方百计,拉一些广告来弥补。编辑工作为了节约开支,也由原来定期集中编审改为通信联络,各位编辑审阅过得稿件,都集中寄给我,作最后的审定。1993年,我改任顾问,稿件仍然集中我处。经我复审,提出取舍意见,寄交主编陈永祥核定。为了办好刊物,提高可读性,我动了不少脑筋。比较有价值的是开辟“讲座”连载栏目,特约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纪洪天教授撰写了《涉外财会讲座》、《可行性研究报告讲座》、《现金流量表编制办法》等,分期连载,生色不少。为适应形势需要,还办了《清产核资讲座》以及有关审计、税制改革等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

尽管《纺织财会》在全国财会杂志中名气不大,地位不高,但在一无经费收入来源、二无脱产专职人员、三无办公场所的“三无”条件下,能够坚持正常出版十四年之久,确实很不容易。对于全国纺织系统广大财务人员提高业务素质、促进学术研究、加强理财观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本刊是全国发行的,作者在本刊发表过得论文,在评授技术职称时,是得到承认的。以我个人来说,十多年的业余兼职,深深体会到做一个编辑很不简单,要有比较渊博的专业知识,要有相当扎实的文字基础,要了解掌握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还要熟悉有关的方针、政策和纺织行业生产的特点。对来稿要善于分析、评价,还要有追根求源、不怕困难的精神,既对读者负责,也对作者负责。我自己做的还很不够,但一直是我的努力目标。因此,通过实践,我得到了锻炼,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个人的收获是很大的。

以文会友,参与编写《审计学概论》

1983年中央成立了审计署,各省市相继成立了审计局。审计学在我国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各大专院校开设了《审计学》课程,各地纷纷办起了培训班。当时用的教材大多是李鸿寿编的,也有王文彬编的,不适合大专院校之用。1984年12月,在中国审计学会成立大会上,审计署决定委托上海财经大学娄尔行教授主持编写一本《审计学概论》,以满足培养审计人才的需要。以娄尔行教授为主,和天津财经学院管锦康教授、厦门大学黄忠坤副教授共同组成一个写作班子。成员有上海财经大学的石成岳副教授、竹德操副教授和几位教授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我是娄教授点名要我参加的,由审计署1985年2月21日发给聘书。前后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85年3月1日在上海开了两天,讨论了编写的指导思想、目的和要求,并作了初步分工和工作日程安排。第二次会议于1985年4月23日至29日在福建省崇安县武夷山召开,研究拟定了《概论》的编写提纲,进行了具体分工,我负责编写第九章和第十三章。第三次会议于1986年5月20日至6月2日在浙江桐庐举行,讨论了《审计学概论》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的书稿由撰写人送娄教授处集中,由主编娄教授总纂。我应娄教授之邀,协助编纂。1986年10月,我到上海借住沛霖兄乌鲁木齐南路寓所,闭门不出,专心审阅,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达一个月之久,才完成了任务。

一年多参加编写的过程,是值得回味的。第二次会议受到福建省审计局的热诚接待,住在武夷山的宾馆,名幔亭山房。环境幽美,风景宜人。ag捕鱼泛舟九曲溪,寻幽灵隐洞,流连忘返。我写了一首七律纪游:

策杖寻幽入水帘   觞石角品甘泉

遥看车架高千仞   仰望明珠落九天

灵隐洞中风习习   流香涧畔水涓涓

山深林密超尘俗   愿隐桃源不羡仙

巧合的是和财政部王丙乾部长同住一个宾馆,戒备森严,他还来和ag捕鱼打了招呼。第三次会议在浙江桐庐富春江边,饱尝了鲜活鱼虾,最大的鳊鱼一条有五斤重,大快朵颐。还游览了严子陵钓鱼台,湖光山色,我又写了一首七律:

桐庐盛会乐融融    旧雨新知喜再逢

吟诵诗篇惭大雅    争鸣学术仰诸公

峰峦掩映山岚翠    花木葱茏绿荫浓

饭罢江干闲眺望    渔舟点点夕阳红

通过编写,我得益匪浅。我在大学里读过MONTGOMERY s  Auditing,也是安绍芸教授讲授的。事隔数十年,印象已不深。这一次参加专家、教授们的座谈讨论,温故而知新,有了很大的启发。感受特别深的是和娄尔行教授的合作,对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才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对我也比较信任,在上海最后总纂阶段,他对我完成的任务都比较满意。有一次他交给我一叠稿子要我审阅。其中有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李若山拟的一组习题,我发现时抄袭自王文彬黄履申合编的《审计学》,一个字都没有改。我核实后,立即向娄教授反映,他也感到出乎意料之外。要我采取措施,另外拟了习题予以抽换。否则如稍一疏忽,将以酿成天大笑话,后果不堪设想。编纂最后结束,他特地在上海财大设宴,亲自乘车来约我去会餐,表示感谢。

《审计学概论》于1987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全书三十六万字。经过多次再版,总印数已达一百万册。非常可笑的是当时定价每册只有2.85元。有五位教授、七位硕士和五位博士研究生参加的庞大编写队伍,总计才收到出版稿酬9200元,我分得六百多元。以后多次再版,我每次都分得几十元。这本书于1992年11月17日由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了高等院校优秀教材获奖证书。1994年7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评为着作类三等奖。

1992年娄教授和我联系,审计署要求将本事修订再版,要我提出修订的意见。我和学生赵冲泉商量了,草拟了一个提纲寄去。后因修订工作面广量大,原编写成员人事变动很大,娄教授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未能实现。

(四)教学相长,乐育英才

孟子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在二十二年右派生涯中,根本不配为人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彻底起了变化。从1979年南通地区工业局举办培训班请我讲经济活动分析开始,陆续参加教学工作。聘请我去讲课的,大致有几个方面。一种是纺织系统内部的。地区纺工局本身就在观音山八一染织厂和三里墩党校、海安麻纺厂办过几期短期培训班,还有纺织工业部在南通纺校办得两期面向全国的培训班,以及在丹阳、无锡举办的厂长培训班。第二种是审计系统的。市审计局建局初期,秦伯王夫局长由纺工局调回审计局,就请我去讲授审计学。1987年《审计学概论》出版后,市电视大学和通州市电大以及启东市审计局都请我去上过辅导课。第三种是系统外的。包括市统计局、税务局和纺织工学院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和讲座。第四种是我一手经办的苏州大学第一期函授班,是国家教委承认的大专班,1983年招考入学,三年毕业。此外,我调到会计师事务所以后,如皋、海安、启东、如东等县市请我讲解涉外财会知识以及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更是来者不拒,无法统计了。

我授课的对象也是多方面的,从地区分,除本市和所属六个县市以及全省各地市外,最远的是新疆、广东、云南、贵州,是纺织工业部委托省纺校办班,向全国范围内招收的。从人员来源分,有厂长、科长、财会人员和管理人员。虽不能说桃李满天下,但所到之处,总有学生来和我招呼。常常感到为难的是叫不出来人的姓名,非常尴尬。1987年我和省纺校赵一心老师一起到乌鲁木齐参加纺织部召开的会计学会年会,受到曾来南通学习的十几个学生热情接待,陪同 ,还送了大量的瓜果葡萄,非常高兴。1991年是我从事会计生涯的五十年,学生杨兴言、程宏、赵冲泉、李建华、董秀英、卞维能等积极筹备,为我举行了庆祝会,在本市银凤大楼设宴七桌,极一时之盛,值得留念。我也感慨两首七绝。

其一:

会计生涯五十年   冰霜砥砺志弥坚

欣看桃李风华茂   事业峥嵘赖后贤

其二:

岁月蹉跎逐水流   桑榆蔗境自优游

坚持四则如金石   铁帐红心永不休

我没有教学经验,因此注意抓紧备课,上课前一定要做好备课笔记。一般讲一节课,要花七八个小时备课,即使是相同的课程,每次上课前都要重复看一遍,作些修改补充。这样不断的改进提高,做到教学相长,有深切的体会。

我教过的学生中,现在绝大部分已经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经常和我保持联系,抽空来探望问候。程宏和我关系最接近,调到深圳以后,干得很有成就。去年十二月专程邀请我去玩了一个星期,调到深圳以后,干得很有成就。去年十二月专程邀请我去玩了一个星期,和老友高钟德、何应华聚晤甚快。程宏和洪英夫妇已经在深圳扎下了根,看到他们成长发展,青出于蓝,感到无比的欣慰。

(五)评审专业职称

随着财会人员地位不断提高,技术职称也开始受到重视。建国以来,工程技术人员被授予技术职称的很多,财会人员也一直没有评过。海门通棉三厂吴榕曾经有过会计师职称,详情我不大清楚。其实他是一位工程师,只是在文革中兼任过计划财务科长罢了。我是1983年8月领到会计师资格证书的,1987年4月被评为高级会计师,是南通市的第一名。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地方纺工局时,地区财政局就成立了会计技术职称评委会,我被聘为评委。评委会由财政局张茂修副局长主持,设了办公室,聘请如皋严家鹏海安陆朝道办理具体工作。地市合并后,职称热不断高涨,各个行业系列都有各自的专业职称,会计人员更是不甘落后,积极进行。市科委成立了职称改革办公室,各个系统分别成立了技术职称评委会。会计职称评委会是1987年成立的,属市财政局领导,薛斌局长兼主任,包纪相副局长和我为副主任。评委会下设办公室,由孙宗元负责,抽调了专人处理日常工作,将收到的申报材料分送各评委审阅,提出初审意见,定期召开大会集中讨论,对照条件,表决通过。申报高级职称的,须经中级评委会评审同意后,转报省高级评委会审定。

1988年职称热达到高潮,市审计局、税务局、中国银行、省纺工厅、仪征化纤公司先后成立了评委会,都聘我为评委。申报职称的纷至沓来,登门求教,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从申报中级职称的材料看,普通存在的问题是:1.绝大多数不具备规定的学历;2.没有显着的工作业绩或学术成就;3.弄虚作假水分多;4.请客送礼后门忙。总的反映了大多数财会人员长期以来满足于账房先生的作风,只管记账算账,报表报出就万事大吉。至少有半数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有的写一个简单的文字说明都不通顺,错别字更不用说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执行规定的条件。在开大会讨论时,我常常是反对派,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和其他评委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开会,为了某一具体问题,我坚决不同意无原则的迁就照顾,愤而中途退席,拂袖而去,弄得不欢而散。最后由财政局长出来协调才解决的。

评职称也闹出笑话。有一位同志申报高级职称,ag捕鱼中级评委会已同意推荐。可是报到江苏省高评委后,被退回要补充材料。这一位某公司的总会计师(姑隐其名)太不重视,叫他的部下随便找了一包报上去。不料省高评委收到后,打开一看,发现他补充的材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大字报,毫不客气地退了回来。一时传为笑谈。另有一位同志申报高级职称,要考一门外语,可是他根本没学过,就参加了市里办得英语补习班。 补习班发了一个课本,指定其中二十篇中英文对照的文章,最后考试是在这二十篇中选择几段要求译成中文。于是他下了苦功,将二十篇中文全部背熟,并将课文中每一节开头的几个英文字母牢牢记住。考试时认清考卷中开头的英文字母,就知道是哪一篇和哪一节,将背熟的中文抄上去。居然顺利通过了,取得了高级职称。听说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不足为怪了。

评技术职称本身是一件好事,可以调动财会人员的积极性,促进钻研、学习、提高业务素质。但是置原则于不顾,任意照顾,水分越来越多,中师高师可以车载斗量。有人比喻为一角钱买十一只,“分文不值”,实在可叹可悲。

从事社会审计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本市成为全国十四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1983年,本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力王公司成立,接着外资大量引进,有如雨后春笋。为适应形势需要,市里很早就有意成立会计师事务所。原财政局刘雄先局长多次和我商量,动员我出面筹建。但我编制在纺工局,虽已退居二线,按规定不得兼任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为此,市财政局由夏瑞琴副局长出面和市纺工局协商,要我调到财政局。经多次洽商,在征得纺工局和我本人同意后,1986年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当时我已六十六岁,做了一辈子的纺织行业,最后却调离了纺织系统。1985年12月,由省财政厅批准为注册会计师,我领得了全省第12号证书,和季公仪同志一起专职筹建本市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事务所设置管委会,由财政局邀请市级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聘任吴亚明为所长,季公仪为副所长,我为主任会计师。最初在青年路人民保险公司二楼办公,后迁至青年西路财政局内。成立初期,一方面网罗人才,一方面开拓业务。第一批录用的有方建华、蒋珊珊、龚仲宏、周桂华等。接着又接收了杨献忠、洪颐、黄海等。业务方面以涉外业务为主,包括本市及六个县区的中外合资企业,都是ag捕鱼的基本客户。业务也不断扩大,除验资、审计、咨询服务外,还办了多次培训班,对企业会计人员进行辅导教学。国内业务以及资产评估业务也相继承办,逐步发展壮大。

1986年到1992年,我在市所工作了六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坚持独粒、客观、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认真维护客户(包括中方和外方)的合法权益,受到客户的信任和欢迎。我提出的两句口号是:“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至今还为市所奉为座右铭。我认为注册会计师行业是服务性的,注册会计师好比是一个理发师,只有提供良好的服务,使客户满意,才能和客户保持正常友好的合作关系。我离开市所以后,我的许多老客户始终和我保持联系,跟着我走,是很好的证明。

1992年,市老干部局宗局长和秦伯夫局长、市财办邵斌主任商量,想办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第三产业。秦、邵两位征得吴亚明所长的同意,决定办了一个分所,取名天寿,推荐我出来主办。原定由我和季公仪两人合办,结果季不愿去,我就单枪匹马大胆的承担了下来。天寿分所于1992年5月3日成立,由老干部局王锦标科长兼任所长,秦、邵两位任顾问,我是主任会计师。借了老干部局莘园路活动室内一间房子做办公室,除了几张办公桌椅、水瓶、茶杯外,一无所有,既没有钱,也没有人。我在成立的第二天,就承接了棉织四厂的一笔资产验证业务,收了两千元,作为开办费,才运转了起来。真正算得上是白手起家。

人事方面,第一个来参加的是通棉一厂退休财务科长高天长,他是1965年由水泥厂调到通棉三厂,文革后又调到通棉一厂的。接着大生公司退休总会计师杨监泉也来了。他原是天生港电厂财务科的,都是多年老友。另外请来我在政协认识的建筑设计院退休高级工程师袁明德,老干部局又派来退休总务科长董启惠负责秘书和行政事务工作。业务方面凭我的老关系,也逐步开展起来了。人手不够时,临时请特约人员帮忙,终于苦苦撑起了门面。高天长和杨监泉两位都由天寿所出面申报,经省财政厅批准为注册会计师。特约人员有舒菁、董秀英、龚广源、吴明珠、金政等同志,都为天寿出过不少的力。第一年辛苦了大半年,收支相抵,还略有结余。第二年业务继续扩大,办公室迁至劳护商店后巷82号借用孙素萍的私房两间。但作为一个分所,受到市所的制约,开展相当困难。经两位顾问商量,得到老干部局同意,决定取消“分”字,改为独立所。首先好不容易做通了市财政局尤来宗副局长的工作,表示同意。同时通过关系,向省财政厅和省财政厅呈递报告报送章程等资料。六月下旬省财政厅批复同意升格为独立所。经过积极筹备,于七月廿一日正式成立,假座青年路老干部局活动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有江苏省、上海市及市、县等地来宾近百人参加,并馈赠了大量礼物,除现金数千元外,有振南公司送的转角皮沙发一套、玻璃茶几一张,迪施公司送皮转椅二张、正大公司送落地大钟一座、如东丝厂送玻璃文件橱两张、中远公司送BP机一只,佳仕公司送保险箱一只、通美公司送吊扇一只。

天寿所升格为独立所后,业务又有了发展,如东、启东、如皋、开发区新老客户纷纷前来联系。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受北京中诚事务所弄虚作假事件的影响,财政部提出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整顿,作出了几条规定。其中对ag捕鱼影响最大的是事务所成员中在编人员不得少于十人,其中五人为注册会计师;年龄限制为七十周岁,超过七十周岁的,不得参加年检;注册资金不得少于三十万元。前两条对ag捕鱼来说,是致命的。

为了继续生存下去,ag捕鱼想了许多主意。困难最大的是人的问题,ag捕鱼一个在编人员都没有。经过一再研究商讨,采纳了顾向秦局长的建议,走和审计事务所合作的道路,由我和罗嗣仁作为双方的法人代表,2了一个协议,1991年起执行。审计局下派葛德馨为所长,乔红、魏燕、张俐、顾宪彬参加天寿所工作。这里用的“下派”这个词意味着编制还在审计局,并非调动工作。另外又通过人事局招收了两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周国栋和江婕,下半年来所报到。同时还向西扩充了两间办公室。增加的注册资金是审计事务所的一辆北京吉普车作价二十万元(实际并未投入)。这样做,说明ag捕鱼已经在着手进行整顿了。

按照常理,充实了人员,又有相对稳定的客户,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是,事情往往并不如人的理想。第一,审计局下派来的葛德馨,是做惯了官的,他看重的是权和利。我对他的到来,是抱有希望的。一开始我就诚心诚意毫无保留地向他介绍了情况,目的是将事务所办好。不料他完全不是这回事,自以为牌子大,后台硬,带着私心杂念,以领导自居,和 离心离德,没有共同的语言。第二,下派来的四个小青年,尽管都已考取了注册会计师,但并不热爱这个行业。她(他)们根本舍不得放弃审计局的铁饭碗和大锅饭,而是来弄一点外快收入的。她(他)们虽然已经做了几年审计工作,但都是政府审计,并不懂得社会审计。平时上班劳动纪律松弛,不认真钻研业务。因为事务所办得好不好,对她(他)们可以说是并没有利害关系。第三,葛德馨在处理人事关系上很不妥当。他来了不久,就和房东孙素萍吵了一架。他拉拢杨监泉,和高天长闹矛盾。杨监泉这个人竟然听从葛的意见,不顾注册会计师的基本守则,把图章交给葛德馨,随他怎么盖,坐在家里拿分成。高天长是在看不下去,和杨大吵一顿,愤而辞职不干,实际上市葛德馨挑起的。

天寿所和审计事务所合作后,审计局由卞劼生副局长分管。葛德馨完全按卞的旨意办事,处心积虑,准备抢班夺权。1994年年底,葛德馨背着我向省财政厅打了一个报告,以回报整顿情况为名,要求改为挂靠审计局,与老干部局脱钩。报告时在审计局起草打印的,向董启惠要去天寿所的公章盖上,私自发出,连发文簿上都没有登记。省财政厅接到报告后,于1995年5月批复,认为整顿合格,同意改为挂靠审计局,接着就将办公室迁至审计局五楼。从此,我对天寿所就不再过问。惨淡经营三年的果实,被审计局一口吞下,吃的是“落地桃子”,我的心血,尽付东流。由于天寿所是全民所有制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我白手起家创办的全部财产被审计局无偿接收了。撇开无形资产不算(指我三年创造的商誉),审计局白白拿去了全部家具及办公用品,还有十万元现款存在银行里。这些情况的背景和经过,两位顾问是否参与或 ,我不清楚,但绍斌主任肯定不知情的。

现在回过头来再总结一下。我经营天寿三年,从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开始,忍辱负重,发展到初具规模,站稳了脚跟,树立了信誉,建立了二十多个基本客户,有了一定的积累。扪心自问,我对得起老干部局,对得起秦、邵两位顾问、对得起审计局的头头,也对得起审计局下派来的年青人。在这个三年中,我奋力拼搏在第一线。如果将天寿所比喻为一支篮球队,我是身兼三职,既是领队,又是主教练,还要当主力队员。每做一笔业务,从联系客户承接业务起,到制订计划、安排时间、组织力量,到具体审核验证,甚至联系客户承接业务起,到制订计划、安排时间、组织力量,到具体审核验证,甚至联系落实交通工具,都要我亲自披挂上阵,一直到编写报告、打印、校对报出为止。一环套一环,不能有丝毫疏忽。我这三年超龄服役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来之不易的。

老干部局当初取名天寿会计师事务所,是预祝兴旺发达,与天同寿的。如果不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大家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发展前途是大有希望的。我曾一再告诫大家,“天”字上面的一横,必须摆得平,稍一倾斜,就会成为“夭寿”,想不到的是后院起火,难逃噩运,天字这一横终于发生了倾斜,中途夭折。我不幸而言中,太可惜了!

我脱离天寿后,心灰意懒,决定“第二次退休”,在家闭门谢客,颐养天年。1995年六月,开发区会计师事务所所长胡敏同志来我处串门,了解到我已经是“自由人”,就诚恳地邀我到她的事务所帮忙。她的这个所原来也是市所的一个分所,1995年升格为独立所,亟需充实力量,开拓业务。我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不担任实职,二不坐班,只要求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做到心情舒畅。从下半年起,做她的顾问。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经整三年了。

在这三年中,我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为开发区事务所改名。我主张开发区的“发”字不能丢掉,可以用与开字谐音的凯字,取名凯发,全称为“江苏凯发会计师事务所”。我还陪胡敏一起到省注协找陈国璧副会长办了手续。第二,开拓了市区内的业务,带过去一批老客户,包括三友、三和、喜尔奇、新西尔克、摩登、海盟、鸿昌达以及如东的保亨公司等十多户。由于这些客户从筹建起就是我经手服务的,对我比较信任,所以我也比较重视,亲自带队参加具体工作,保持了传统的友好关系。第三,积极提高业务质量,力求做到规范化,着重对工作底稿的编写作了较多的改进。凯发所青年人多,富有朝气。我对他们毫无保留,尽我所知,进行必要的辅导和帮助。特别在涉外业务方面,协助解决了一些难题,逐步做到与国际接轨。如有的外商投资企业,要求ag捕鱼出具英文本的审计报告和验资报告,有的国外母公司因合并会计报表需要,寄来英文问卷,要求解答,都由我出面应付,顺利完成了。第五,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制订了几项管理制度,做到有章可循,包括:全面质量控制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业务培训制度、代理记账操作规范、审计工作底稿规范化意见等,对提高执业质量,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三年来,凯发所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也尽力所能及做了一些填平补齐,拾遗补缺的工作,和大家相处相当融洽,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

养生之道

我的身体状况,属于文弱书生的类型。在学校时,体育课只是勉强及格。到社会工作以后,除偶而感冒发热外,没有生过什么大病,难得的是一辈子没有住过医院。三十岁时,有过坐骨神经痛,严重时坐立都不便,要用手撑着腰部才能站起来。经针灸专科杨永璇医师(诊所在上海八仙桥)打金针、拔火罐,又吃中药,历时两个多月,也慢慢地痊愈了。四十岁左右时,有一个时期发头晕病,发起来天旋地转,站都站不住,有点像美尼尔氏综合症,血压也偏高一些,曾经休息过一个月,后来逐渐恢复了。解放前,眼睛发行飞蚊症,经眼科诊断为水晶体混浊。几十年没有太大的变化,近十年中发展为白内障,一直用Catalin眼药水滴治。我的眼睛原来近视五百度,现在看书写字都不戴眼镜了。

我吸烟有很长的历史。上大学时就欢喜抽着玩,进入社会以后开始吸烟,累计已五十多年。最初吸三炮台、白锡包;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烟进口,最多的是骆驼牌。我欢喜英国烟比较淡,抽的三五牌和Craven,扁铁盒子装的。解放后很长一个时期吸国产烟,较多的是光荣和前门。三年自然灾害,供应紧张,每况愈下。最困难时拾烟蒂,买烟叶,自己卷来抽。八十年代以后,香烟的来源比较广,逐步升级,以云南烟为主,有时抽不完都发了霉。长孙元清结婚时,我供应他七条红塔山。今年亚清结婚,除供应七条红塔山外,还有一条三五牌和四包中华牌。我还玩过烟斗,买的三B名牌,抽的进口烟丝。在办公室叼着烟斗,摹仿丘吉尔的派头。说起吸烟,我曾醉过两次。第一次我才十一二岁,和我父亲打牌的朱友仁吸的雪茄烟,我趁他不注意,拿来吸了几口就醉了。第二次是吸烟斗,一下子连续吸了几袋,也醉了。烟醉比酒醉还难受,头晕、心跳、胃里翻腾绞痛,呕又呕不出,是在难受之至。

我曾戒过两次烟,最长的一次有二年多。可是工作一忙,特别是写文章、动脑筋时,不自觉地又吸上了。有人说,环境很要紧,吸烟的人多,又没有禁烟的标识,戒起来很难。我认为,归根到底是有没有毅力,有没有决心和恒心,关键还是靠自己。吸烟和吸毒不同,虽然也是瘾,但戒起来不像戒毒那么困难。我从今年二月份生病起,就停止吸烟。这一次要坚持到底,还是保命第一。

我也欢喜喝酒,量不大,不贪杯,也醉过几次。解放前在大生沪所时,和一个做棉花进口的洋行有业务来往,向他买过一箱法国COGNAC(干诺)白兰地,共十二瓶。据说这个牌子比三星白兰地还要好。买来时已十年陈,不仅醇香可口,还能治病。到现在还存有一瓶,已经六十年以上,挥发得只剩半瓶,留着当古董欣赏了。我比较欢喜喝白酒,而且要高度的。醉高兴的是配可口菜肴数碟,二三知己边饮边谈,不拘形迹。叔岳惠宇公不止一次地和ag捕鱼说,喝酒要注意三个字,第一是讲酒德,不要对别人硬劝硬捱,故意把人家灌醉,更不能弄虚假,搞欺骗。第二是注意酒品,不管是否喝醉,都要保持语言文明,举止得体,不得越轨。有的人倚酒三分醉,又哭又闹,甚至骂人,简直是无赖,是要不得的。第三才是酒量,量的大小是客观存在的。各人体质不同,酒量因人而异。有的人少喝一点就醉,有的人量大,也没有什么课骄傲萼。我对他老人家教导的“德品量”三个字,是拳拳服膺,身体力行的。

我一向比较胖,腹部脂肪多。1991年在上海开编辑会议时,学生程宏和曹荣林要买“苗条霜”给我减肥,因缺货没有买到。1992年主持天寿所三年,体重减少了十公斤,比“苗条霜”还要灵。1995年到凯发所后,生过几次病。最严重的是1996年,一年当中右脚和左脚先后患丹毒,就医检查化验小便尿糖++,发现早期糖尿病。春节中又患带状疱疹,痛痒难熬,医生认为相当严重,注射了干扰素,一个月才脱疤痊愈。今年二月份患感冒高热不退。接着三月份又发现血尿,经B超检查时前列腺肥大引起。经中医诊治,服中药调理,共一百二十帖。近数月日渐康复。和过去比,又消瘦了许多。1992年我在香港,张明建送我一根意大利皮裤带,六年来我打过四个扣孔,是很好的证明。

1988年,北京中华会计师事所颜德夔老先生和我谈长寿秘诀,他归纳为四句话:不戒烟,不戒酒,不锻炼,不偏食。当时我同意他的话,但加了一句“顺乎自然”,自以为有道理,到处宣传。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话不科学。烟酒都有个度,不能过度。孔子说:“惟酒无量,不及乱”。乱就是过度了。我个人的体会是,控制这个度是很不容易的,倒不如干脆戒了的好,对身体健康有利无弊。至于说到锻炼,生命在于运动,不锻炼肯定是不对的。不过锻炼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能三天卖两条黄瓜。我十二三岁就学过吴式太极拳,老师马岳木梁,是吴派创始人吴监泉的女婿,算起来我应该是第三代传人了。我还学过推手,如果我能一直坚持锻炼到今天早就成为名家了。可惜中断了六十年,追悔不及!

我收藏有一本《吴式太极拳》是徐致一着的,有照片和文字说明。这两年生了几次病,想到应该锻炼,找出来对照书本,还能够依样葫芦,摆弄一番。去年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看到有关吴式太极拳的介绍,就托北京森林堂弟设法买了一套录像,是由第四代传人李秉慈讲授,梁秀珍、宗维洁两位女士示范的。一招一式,和我学的完全一样。经过认真对照学习,八十三式已能从头到尾连贯起来。现在每天在家练一遍,约十五分钟。由于年老腿脚僵硬,有些式子不大规范,也不去强求,目的是以健身为主。另外,接受润妹建议,前年买了一台摇摆机,化了八百元,每天摇一次,是一种很好的健身运动。因此,对于四句秘诀中的不锻炼这一条,我已经予以否定了。

我长期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早晨起来洗漱,要用有齿的园形塑料头刷梳理头发,刷齿紧贴头皮摩擦,对头部神经起按摩刺激作用,已经不止十年。另外《老年周报》介绍,试行提肛疗法,早晚各三百次,据说对前列腺增生有改善会阴部血液循环的效果。此法我的老同学张延龄早就教过我,是有利无弊的。

我于1994年由曙光漂染厂祝德亚厂教过严新气功,送我一本书和一本挂历。我炼了一年多,尚未入门,以后因病中辍。气功流派很多,较普遍的是香功,都有一种玄妙的感觉,有的甚至神奇到不可思议。例如气功大师带功做报告,听的人会不自觉地哭笑或跑跳。有的在千里之外发功,能够接受治病等等。我没有实践过,不敢乱加评论。学术界知名人士于光远反对十分坚决,争辩也没有结论,反正是“诚则灵”。不过不管怎样,各种流派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求练功的人,都要做好事,要与人为善,这是无可非议的。

  (八)安居陋室,其乐融融。

我由上海迁来南通是1953年。一家五口住西大街459号(端平桥西),是租的张脉枢的私房,平房朝南三大间,一个天井,独门独户,月租大米六斗,合十五元。(大跃进后私房改造,房租反而减少约一半)。1958年我被打为右派,受到各方面的歧视。当时城西拓宽街道,有一部分住户拆迁。居民委员会要我让出东厢房一间,安排给一个蒋姓拆迁户,我没有办法,只好服从。由于三间变为两间,挤不下了,就在天井东南角搭了一间棚屋,做厨房用。搬进来的住户夫妇二人,没有子女。男的名蒋云涛,是航运公司的职工,蒋师母在居民缝纫组做手工。文化水平不高,为人道士老实本份的。和ag捕鱼做邻居十多年,和睦共处,相互照顾。他家迁走后,住房转让给其外甥女婿王昌琼,是本市锅炉厂的工程师,也一直相安无事。

我家住的三间南面是同样的三间,也是张家的,南通人叫做“穿堂”。当中一间后面没有墙,是一排屏门,开出来和我家相通。这三间是租给张家的亲戚蒋子和住的。屏门后面到滴水檐大约有一公尺深,蒋家堆放了许多棉杆草,是烧大灶的燃料,平时很少翻动。有一年,听到草堆里有老鼠叫,翻开来发现有一条蛇,约两尺多长。慌乱中找人来把蛇打死了,ag捕鱼都虚惊了一场。后来和蒋家商量,将草堆清理掉,屏门改向后移到滴水檐,与后墙平。俗说蛇盘鼠是不吉之兆,蒋子和在文革前病死,才四十多岁,可能就应验在他身上。

张家盖的房子,开间特别大,是七架木梁,当中客堂间有十七根椽子,约三十平方公尺,两厢房也有二十多平方公尺。芝田考进浒墅关蚕校,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在家住的时间不多,芝泉1968年结婚,是租的河西街顾家的房子,我和小龙下放到如东后,他就搬回来了。1974年芝田结婚,没有房子,就将客堂间隔为前后两间,后面临时做新房,前面是吃饭间,我就睡在被窝箱子上。这是我家居住条件最困难的时候。一直维持到我调回南通为止。小龙是1978年结婚的,他结婚后就在岔河安家落户了。

我由岔河调回南通,首先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地方纺工局在新建路兴建一批宿舍,尚未竣工,临时给了我一间,是原外贸公司二楼的办公室,在和平桥西首,就给芝田和包玲搬进去过渡一下。我和芝泉仍住在端平桥西的老家。1982年新建路宿舍完工,粥少僧多,分配时煞费苦心,几位局长考虑再三,最后是秦局长大力支持,决定给我现在住的楼下两个小中套,收回和平桥的一间,1983年春,我和芝田迁到新建路。端平桥老屋留给了芝泉。1987年我在财政局退休时,提出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又分到光明新村一小套。我嫌远,没有迁入。后与保险公司胡宪对调。换到现在芝田住的四楼小中套。端平桥老宅1985年改建农机公司大楼,芝泉一家拆迁到城港新村,换得一中一小两套。1993年,我根据优惠售房条例规定,将新建路楼下两套住房买了下来。去年又装修了一次,在天井里盖了一间简易小屋,开了一个前门,室内打了两排壁橱,换了铝合金窗户。现在窗明几净,ag捕鱼老两口有了一个相当宽敞舒畅的居住环境,也就心满意足的了。

我住的是底层,缺点是光线差一些,冬季晒不到太阳。但也有优点,冬暖夏凉,和四楼比,温差三度以上。两套打通了,有七十二平方,另外天井有三十多平方。种了两株桂树,一颗栀子花,还有茶花、珠兰、令箭荷花、石榴、六月雪、五针松、天竹、腊梅等盆景以及两大盆铁树。经年常绿,四季花香,富有诗情画意,其乐融融。

我由上海迁来南通四十五年,由一家五口增加到十四人,润妹回来,就有十五人,开饭要分两桌。最近(七月八日,农历戊寅年闰五月十五日)长孙元清生女,又添了一只小老虎,乳名姗姗,我为她命名凤仪。实现四世同堂。亚清结婚后,孙媳胡晓云也有了身孕,将于年内分娩。丁财两旺,源远流长,真可谓:“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余愿已足,夫复何求。

我在南通生活了大半辈子,亲身经历了巨大变化,确实是大大变样了。我觉得还有美中不足之处,主要是五十年代市政当局决策的失误。

第一、大跃进期间,大力兴修水利是必要的。但修建节制闸时,为了开辟通吕运河,将城区到唐闸的公路割断了。原来的公路从大码头沿通扬运河北上,经南路亭、十里坊、三牌楼直接到唐闸,十分便利。路断以后,从城区到唐闸,要经节制闸绕道,多走六公里。从1958年到1998年的四十年中,浪费了多少汽油和宝贵的时间啊!更可惜的是唐闸原来是工业区,是南通市的主要集镇,相当繁荣。由于路断以后,交通不便,工业生产滞后衰退,商业市面也日趋冷落。近年来,到城区虽已另外开了一条新路,还没有多大起色,有不胜沧桑之感。

第二、解放前南通学院包括医学院、农学院和纺织学院,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抗战期间纺织学院和农学院迁往上海上课,培养了不少人材。解放后仍迁回南通。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一下子将三个学院全都送出去了。医学院送给苏州,农学院送给扬州,纺织学院送给上海。这是严重的失策,太没有远见了。后来虽然重新恢复了医学院,人材却流失了不少,伤了元气。纺织学院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在九十年代重新建立了起来,与原来的老学院根本无法相比。南通在教育方面的损失,影响实在太大了。

我作为一个老政协委员,这些意见都在会上谈过。由于对南通这个第二故乡有深厚的感情,想想还要哓舌几句,就算是“多余的话”吧。

“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我这个老骥,又岂能自甘伏枥呢。



     

 

我从1998年4月起动笔。首先回顾一生经历,设想了一个轮廓,从记事其分为四个阶段,大体上二十年为一个阶段。然后凭自己的记忆,断断续续,想一点写一点,经过一再补充修改,花了半年时间完成初稿。

承凯发会计师事务所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丁燕同志利用业余时间为我打字,不厌其烦地边打边改,经过反复校对,终于印成了这个小册子。在这里谨向凯发所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好心的朋友向我提出,还有多年来的诗稿和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最好能一并会变成册。关于写诗,我幼年在先父书塾读书时,就开始习作旧体诗。几十年中有一些应景之作,但大多随手丢失,数量不多,也不登大雅。近年来注意收集、整理,还存有五十六首,准备另外印一个小册子。至于文稿,基本上八十年代以后,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业务性小文,时过境迁,发表过就算了,没有什么汇编的价值。谢谢大家的好意。

 这个回忆录截至1998年第三季度为止,十月份以后发生的情况没有写进去。需要补充一提的是次孙亚清于1999年1月3日(戌寅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了一个男孩,乳名欢欢。一年中添了两只小老虎,可算是丰收了。另外,孙女赵莉去年下半年大专自学考试全部通过,1999年1月26日由南京经济学院颁发了毕业证书,也是值得高兴的,特此补上一笔。


                           1999年3月31日